王学斌：民国大学教育称得上“盛景”吗？（2）

名校背后的教会与官绅势力

燕京大学与辅仁大学是北方教会大学之重镇，南方教会大学则主要分布于沿海及长江流域，这实与基督教会早期的传教策略有关。无论燕大、辅仁，还是南方的圣约翰大学，其办学对象多为租界里或者富裕的资产阶层、工商家族，于教授知识之余，同时布道传教。拥有西方背景的教会大学，其校规较之国内一般大学，要更为严格。钱穆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曾欲更改学生考试分数，被校方拒绝。主事者讲明学校无此前例，并说：“此乃私情。君今不知学校规定，所批分数乃更见公正无私。”钱颇为不满道：“余一人批分数即余一人之私，学校乌得凭余一人之私以为公！？”虽然钱穆终得以索回考卷，另批送校，但经过此事，他方体悟到燕大近乎严苛的游戏规则：“始觉学校是一主，余仅属一客，喧宾夺主终不宜。然余在此仅为一宾客，而主人不以宾客待余，余将何以自待。于是知职业与私生活大不同，余当于职业外自求生活。此想法为余入大学任教后始有”。

私立大学多由官绅创办，其中南方最著名是创办于清末的中国公学与复旦公学（可视为大学之前身或雏形）。中国公学是留日学生在1904年时，因抗议日本政府对待中国学生的不公政策，愤然返回上海而组织建立，其最著名的人物非胡适莫属。复旦公学则在1905年从震旦公学分离而出，经费靠江苏巡抚衙门划拨。辛亥革命成功后，经费反而断绝，复旦因之停顿关门。后来复旦得以复校，与两个人密切相关。一是校长李登辉（近代教育家，非台湾地区前领导人），他的一大功劳便是四处筹得资金，比如说服了南洋烟草公司、中南银行等入股。另一位则是青帮大哥杜月笙，每当复旦遭遇危机，他皆能从人脉、财力等方面施以援手，因此成为校董会董事之一。与复旦类似，北方的私立大学亦步履维艰。南开大学虽贵为名校，但囿于私人背景，经费时常捉襟见肘。据南开经济研究所首任所长何廉回忆，起初依靠“捐款收入、基金捐赠和私人资助维持住局面”，“这里薪金水准很低，却起码可以按时如数照发”。然而随着每位教师学术研究的推进，经费需求愈发强烈，而南开实在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加以支持，于是不少知名教授纷纷转投他校。何廉认为这实是无奈之举，“他们曾忠诚地为南开工作过，薪水刚够维持温饱，很难有积蓄，而他们地家庭规模越来越大，开支日益增加，他们趁机到其他有关机构就任报酬更丰厚地职务也是理所当然的”。可见无政府作为稳固的财政支撑，是众多私立大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最大瓶颈。

称之“盛景”是以偏概全

民国大学教育版图与实况，可谓前浪与后浪并涌，背景复杂，犬牙交错，问题亦多，有得亦有失，难称“盛景”。民国的大学教师，既有薪金优厚者，也有屡遭欠薪、难以糊口者；民国的诸所大学，既有提倡学术自由、精神独立者，也有与政治、宗教、社会势力联系紧密，甚至依靠后者才能勉强生存者；民国大学的成就，多集中在历史、哲学、文学等中国已有上千年积累的人文学科，而在物理、化学、生物、机械等新兴理工学科方面，则乏善可陈。我们应当看到，民国时期中国的识字率大约在10%至20%，这些识字者中，能上大学的可谓凤毛麟角，其家庭出身可想而知，称之为“贵族的教育”亦不为过。民国大学教育的确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那仅是局部现象，远远没有惠及最广大的基层民众，更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研究历史，应当以真实、客观、全面为基本原则，倘若以偏概全，甚至借题发挥，实在不是求知求实的态度。

整体而言，此时期的高校教育一直处于向现代学术体制转型中，呈变动不拘的态势。但毕竟千川百流，同入大海，众高校一道构筑了民国时期盛衰枯荣的教育气象。

（作者为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