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老人忆平反历程：最感谢拨乱反正的邓小平（4）

一家五口住一间平房，最终出版社招待所帮我安排了一个床位

回京之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住处。我岳母在北京站附近的贡院有一间小平房，我、岳母、妻子、儿女，我们五个人住。房子太小，人多，只好向学生宿舍那样架双层床。儿子只能住在屋外靠墙搭的小木屋里。说是小木屋，其实是包装箱拆下的薄木板自己钉的小房。夏天下雨，儿子整个被泡在水里。不得已，向出版社申请，给我在出版社招待所安排了一个床位。每天晚上回出版社，我让我儿女骑自行车送我，为躲避警察，常走小胡同，但是多次被他们逮住，罚款数次，每次几元。

我在清华读书时室友三个，其中一个在解放初期到了美国，是美国维茨康新州一所大学的终身教授，红学家。他听说我回到北京，要求见我。那时政治气氛依然浓厚，接见外国人须报告审查。鉴于我当时的窘境，我跟出版社说了我的意见，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他大惑不解，快三十年了，同学怎么拒绝了见我？直到后来，我才向他说明了原因，我的“家”实在“有碍观瞻”。后来，我们清华同学几乎年年在京聚会。

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在当年右派平反回京工作的人中，文化部第一批只批准了七个人，我和妻子榜上有名。我妻子原先是出版社的校对员。

我记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平反大会的场景，在场的人，被错打成右派的人，历次运动被整的人，无一例外都哭了，都流下了泪。因为很少有人能逃脱被整或者被批的命运。

我那次匆匆赶回山西，一进家门，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平反的证明，回京工作的各种手续给妻儿们看。我和妻子都热泪盈眶，几乎一夜未眠。

天亮时分，妻子说了一句话：“人生真是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