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力工作,但不敢再编辑出版恩师聂绀弩的诗
1957年反右,1961年被“摘帽”,1970年被“解放”,“有历史问题,但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直到1978年被正式“改正”,其间经历了20多年的磨难。我1927年生人,回京时已经51岁。
我原先受到降薪处分,回京后升两级工资。我自反右后到平反二十余年间没有涨过一次工资,每月工资一直是48元。那时国家没有涨过工资,我所在的公社书记每月才四十多元,所以涨级涨工资更是没有指望的事情。我有五个儿女,那时我们的生活十分拮据。
自反右以后,“政治后遗症”在一段时间还是有的。改正不久,我的恩师聂绀弩专门请我到他家里,他的磨难恐怕比我要深。他写了一些诗,他和夫人都对我说,编辑出版他的诗,我最适宜。我说考虑考虑。我把他的《三草集》草稿拿回家。我们全家,我,我妻子,我的儿女都读了他的诗。我们经过认真激烈地讨论和争论,最后得出一致的意见:不要参与。因为他的诗里有很多关于“文革”、反右时遭遇的事情。当我把我的看法告诉聂老时,他很失望。他对我说:“你是怕被再牵连啊!”
我回京后奋力工作,到我退休时,我曾负责《艺文志》、《唐代诗歌卷》、《诗词曲赋名作鉴赏大辞典》等书编辑。《清诗鉴赏辞典》主编张秉戍、萧哲庵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李易同志编辑文学作品鉴赏集以来,一批具有较高水平而又兼具美学价值和保留价值的文学鉴赏辞典,相继问世。这是传统文学兴旺发达的重要表征和记录。”人文总编陈早春《瞭望·总编辑推荐书》:“编辑李易‘自找麻烦地进行了精心的导演’,译者代表了当今诗坛的不同风格和流派,译集为使唐诗回归民间并走向世界探索了路子”,堪称翻译信达雅原则深一层的发掘与拓展。
我最感谢拨乱反正的邓小平。我记得我看到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的讲话时那激动的心情。如今,我已八十有余,忆往昔,记述我改正的经历也是为了再次向邓小平致谢,向党,向祖国表达我的深切的怀念和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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