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科学方法的力量

科学方法是到达成功彼岸的“桥”和“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带领13亿多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当今时代不仅处在发展转型、社会转型的转折期，同时也处在观念重塑、方式重塑的变革期。各级干部要跟上时代，必须重视方法的力量，充分认识科学方法的历史价值、理论价值和时代价值，运用科学方法应对变革、开创未来。

科学方法释放着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

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探寻认识和改造世界方法的进化史。在人类发展的浩瀚长河中，科学方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巨大力量。

科学方法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被誉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东西方同时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等伟大的精神导师，以人类精神和世界观的重塑，奠定了人类文明之后两千多年的走势。在发端于14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培根、牛顿、达芬奇、伽利略等科学巨匠通过方法的变革认识世界，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文明的序幕。19世纪以来，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标志，形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大推动了现代文明的新进程。

科学方法是社会变革的重要牵引力。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前所未有的创新活跃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的创新成果。特别是18世纪以来，世界相继发生了以蒸汽机和机械、电力和运输、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重大科技革命，带动了以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信息化为特征的多次产业革命，催生了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为重点的现代科学理论，促进了以科学管理、目标管理、绩效管理为基础的管理变革，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面貌和历史格局。

科学方法是应对危机的重要支撑力。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科学方法在“危”和“机”的相互转化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裂变”作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胡佛政府和罗斯福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出现的是经济加剧恶化、跌入低谷和发展迅速复苏、走向繁荣的不同结果。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正是由于金融治理和危机应对的方式迥异，我国经济“软着陆”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经济“硬着陆”形成了鲜明对照。抗击“非典”和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倒逼了我国公共应急管理机制和灾害救助防御体系建设步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更是引发了全球治理模式的反思和重塑，必将带来全球发展新一轮的制度变迁和方式变革。

科学方法蕴含着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

列宁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科学方法之所以“科学”，关键在于它能够引导人们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去抓住事物的本质、把握真理的力量，成为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这来自于对时局时势的敏锐把握。科学方法的实践力量，首先体现为善于敏锐洞察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引导人们审时度势、相机而行。美国紧紧把握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时”与“势”，成为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领航者和最大获益者，赶超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苏联作为超级大国一夜之间轰然倒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战略性误判，从而导致亡党亡国的颠覆性错误。改革开放初期，正是由于党中央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战略判断，及时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缔造了30多年高速发展的“中国奇迹”。

这来自于对客观规律的科学认知。客观规律是事物内在的必然联系，科学方法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对这种必然联系的把握和运用，使领导和工作更加具有系统性、创造性和预见性。春秋管仲重商兴贾、通货积财的“富国策”，战国商鞅内立法度、严明刑罚的“法治策”，秦国李冰因势利导、疏堵结合的“治水策”，三国诸葛亮审时度势、攻心为上的“审势策”，无不体现古人对治国安邦“道”和“术”的孜孜探求。

这来自于对实践探索的总结凝炼。我们党从胜利走来，不仅靠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还靠善于总结和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指导我们党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纲领性文献，有力地指导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手抓”的战略方针，江泽民同志提出了12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关系，胡锦涛同志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都凝练着我们党高超的领导韬略和政治智慧，是解决我国革命、建设和发展问题的重要方法论。

科学方法关系着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实践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必须清醒看到，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五大发展理念正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一面旗帜，“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开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崭新局面，这不仅是对我国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全新重构，也对党员干部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提出了全新要求。

新常态的来临，意味着发展阶段的重大转折，要求我们必须以辩证的方法认识把握。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一道“分水岭”，标志着我国发展开始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我们要以战略眼光、辩证思维和全新视角来看待新常态，既要看到新常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客观状态，又要看到新常态是可以通过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推动发展的一次“蝶变”过程;既要看到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四降一升”的严峻挑战，又要看到“四个没有变”的有利条件;既要解决好新常态下“怎么看”的问题，更要解决好新常态下“怎么干”的问题，做到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

新理念的要求，意味着发展理论的重大升华，要求我们必须以创新的方法引领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成果，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层面深刻回答了当今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必将引领我国发展的全局性深刻变革。从宏观层面看，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在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从中观层面看，是实现经济管理主体职权定位科学化，重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微观层面看，是推动领导干部能力素质专业化，重在形成与新理念相适应的专业思维、专业素养和专业方法。

新战略的实施，意味着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要求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坚定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构成了新时期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展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叙事。“四个全面”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需要运用战略分析方法确定工作的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和推进方式;“四个全面”既统揽全局又突出重点，需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善于抓住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四个全面”既有机联系又环环相扣，需要运用系统的思维和统筹的方法，从实际出发一体贯彻、一体推进，谱写各项事业协同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