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共商共建共享

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共商共建共享

近年来,随着中国的逐渐发展壮大,中国越来越重视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立完善,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重要主题,要实现和平与发展,既需要各国分别努力,也需要形成合力,还需要包容性治理和双赢合作。

全球治理发展和中国参与推进

“全球治理”的观念可追溯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报告。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治理”观念形成了初步理论和实践框架。此后,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全球化挑战日益严峻和非西方力量的增强,全球治理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从西方“治理”非西方朝着共同参与和共同治理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西方试图利用八国集团和发展中大国的对话机制,继续主导全球治理事务,并提出海利根达姆进程。但这一进程还没来得及展开,就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被二十国集团峰会替代。二是从传统领域朝着非传统领域和新领域发展。当前的全球治理不仅覆盖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还包括气候变化、网络、外空、深海和极地等新公域。三是制度性安排和规制权之争成为首要问题。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同美国推行的太平洋战略伙伴的对冲关系实质就在于此。

中国认识、参与和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在1971年至2001年的30年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正式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就是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2008年,中国成为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核心倡导国,并从此开始以全球大国的身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2009年,中国政府公开肯定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意义。在党的十八大后,中国政府更加重视“全球治理”。

中国在理论探索和理念建设方面的新变化是:第一,之前对于全球治理是应对的姿态,现在转变为站在全球治理的制高点,参与其中和发挥重要作用;第二,强调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世界秩序,维护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体制与规则;第三,形成了参与全球治理的三个原则,即坚持把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这一国情作为出发点,权利与义务相平衡,把中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和世界对中国的期待相结合;第四,强调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理想(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思想文化的契合与融合。

在实践探索和创新方面,中国更加奋发有为。在经济领域,不仅要求维护二战以来形成的开放经济体系,主张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而且在具体的经济规则与机制上拿出了创新方案。在互联网领域,提出要建立一个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一个透明、多边、文明的网络体制。在核安全领域,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核安全观,包括理性和协调并重、权利和义务并重、自主与协作并重、治标和治本并重等四项原则。在气候变化领域,提出了系统看法,认为世界各国应当各尽所能,发达国家的承诺要兑现;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国应包容互鉴,实现共同发展。

以中国智慧推进共商共建共享

全球治理,任重道远,需要集全球之力之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正在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大国,在发挥“中国智慧”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拥有独特的优势。提出共商共建共享,就是中国智慧和创造的具体体现。

“共商”就是中国同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重点领域、组织机制、发展方向等的共同认识、辨析、判断。为此,我们需要打破西方对商议主体和客体的垄断,不断深化和推进全球治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共商全球治理不能停留在道义和原则之上。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列出自己的清单,不仅需要向世界表明“不要什么”,更要说清楚“要什么”和“为什么”。

“共建”就是中国同国际社会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共同建设和创新。当前阶段,中国和国际社会“共建”全球治理的重点应是组织机制、重点议题、道义道德和思想理论等。为此,需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在“新”和“旧”方面,在循序渐进基础上推陈出新;在“南”和“北”方面,倡导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在“内”和“外”方面,强调内外联动和统筹。

“共享”就是通过制度性重新安排而使全球治理更加公正合理。“共享”是个美好理想,它的实现需要体系、秩序、规则等方面的保障。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大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股权和投票权的扩大,就是国际“共享”的重要一步。中国和所有国家都要以实力和智慧双管齐下,在经济中高端的规制权、政治安全的决策权、思想文化的话语权方面,增加代表性、提高公正性和推进民主化。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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