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静：孔子“四教”以成“人”

为人的精神追求确立君子人格的标杆，敦促人将这种超越的精神追求落实于平凡生活，是孔子思想的重要方面。在《论语》中，孔子强调通过不断学习、实践、修养和交往，使人形成与其社会本质相适应的人格素养，进而为自身发展奠定基础。特别是《述而》篇的“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更是对这一思想的精炼概括，并突出强调了成“人”的四个基本面向。

“文”教。孔子不止于对静态的文献资料的传授，更强调对其中所包含的精神本质的领悟和把握，注重以“文”化人，使人通过学“文”获得精神层面的提升，进而达到“文”以成“君子”的目的。孔子将“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作为“文”的表现，因为敏而好学者能见贤思齐、追求进步且积极行动，不耻下问者虽居高位也能虚心求教、尊重他人。这些正是文化修养带给人的精神风貌与行为气质的改变。在“文”“质”关系与君子人格的形成问题上，孔子强调“文”“质”需要适度协调发展，不能偏于一隅。他曾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行”教。孔子注重实行，从不空泛讨论某个理论问题。“行”教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第一，“行”不离心，强调表里如一。孔子认为，只有人的内心建立起自觉和自律，其外在行为才有可能展现真正的仁德，他对那些“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匿怨而友其人”“色取仁而行违”的虚伪行为非常厌恶。第二，“行”而有恒，强调坚持不懈。例如，孔子借南人之言和《易传》恒卦爻辞表示对行而有恒的赞同：“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第三，“行”有分寸，强调知止权变。在孔子看来，“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因此恰当的行为是“约之以礼”的结果。为避免教条地理解和遵循礼法，偏离仁义之本质，孔子又主张义以为质、适度权变，这反映在守信观上即君子应“贞而不谅”。第四，“行”见于事，强调社会责任。孔子认为，学“文”的目的不能止于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自得其乐，而必须要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忠”教。对“忠”教的理解，不能囿于为（他）人的立场。“忠”的核心是“忠”于己（心），对他人的“忠”只是忠于己（心）的外显。尽管孔子强调弘道于世，但是弘道的人首先要成“人”。所以成“人”教育首先是成己教育，“成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在施以“忠”教时，孔子所注重的是对事诚心尽力、对信念贞一笃定等。例如，子张问孔子：“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回答：“忠矣。”孔子认为子文是因为心无偏私，所以能不为外物所动；因为诚于心，所以能尽其力；因为笃定于义，所以能行为一贯。因作出“忠”的评价。在《季氏》篇中，孔子将“言思忠”列入“君子九思”之一，这里的“忠”就是强调说话要能前后相顾、贯彻始终，而不可侈言放行。总之，“忠”的主旨在于敦促主体坚持对人对事的一贯信念，竭尽所能、恪尽本分。

“信”教。“信”至少包含两种意思，一种是人言（承诺），一种是伸展。在《周易·系辞上传》中，孔子说：“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意思是只有顺应天道正义才能获得上天的庇佑，相应地，在人与人之间，只有履信践诺才能获得支持和帮助。而履信践诺需要基于顺道义这个前提。在《论语》中孔子也表达了类似观点。比如，“信则人任焉”即为“人之所助者信也”的同义表达；而“君子贞而不谅”“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可看作是“履信思乎顺”的具体阐释。《系辞下传》中说：“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将“信”作“伸”解，可以理解为内在于心的“诚”发见于人、事的状态，即忠于内而信于外，内恒有而外恒陈。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教弟子立“信”实际上就是教之有“恒”，因有“恒”而致人“信”“任”是事态发展的应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