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抗战洪波中

郭沫若

这次抗战的结果把我们的民族精神振作了起来，把罩在我们民族头上的陈陈相因的耻辱、悲愁、焦躁、愤懑，一扫而空了。我自己的额头上的皱纹，眉间的郁浪，也应该是随着这民族觉醒的机运而消逝了的。

———(摘自《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

1937年7月24日，卢沟桥的枪声尚未平息，郭沫若“别妇抛雏”毅然从日本回到祖国，准备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到了上海不久，便赶上“8.13”松沪之战，日本帝国主义便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上海民众和中国军队以各种方式奋起抵抗，郭沫若立即加入到了战斗中。他担任起《救亡日报》的社长 ，夏衍、阿英分别担任主笔和主编。在此期间，郭沫若以饱满的热情一连写下了《前奏曲》、《中国妇女抗战歌》、《民族再生的喜炮》、《抗战颂》、《战争》……一大批充满热情、鼓舞气势的诗篇。

抗战的爆发，使国共两党停止了长达10年之久的内战，再度合作。随着上海的沦陷，由郭沫若、夏衍等人创办的《救亡日报》沪版最终停刊。如果继续留在上海已经失掉了作用，郭沫若与何香凝、邹韬奋等商议决定立即离开这个“孤岛”。郭沫若辗转香港、广州等地，准备到南洋去募集资金，恢复《救亡日报》，继续支援抗战。

南洋募捐最终没有成行，但在郭沫若等人的积极筹划下，1938年元旦，《救亡日报》粤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离沫若随即应国民政府之召转赴武汉，在周恩来的劝说和感召之下，于同年4月出任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范寿康为副厅长，阳翰笙为主任秘书，傅抱石为秘书)。下设3个处，每个处均设3个科，聚集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各方面的人才，如胡愈之、田汉、郁达夫、洪琛、徐悲鸿、冯乃超等。其迅速组成的强大阵容，令蒋介石感到十分惊讶。社会上一时颂称三厅是“名流内阁”、“人才内阁”。

三厅成立后首先举行了抗战大宣传周的活动，按文字宣传、口头宣传、美术、戏剧、歌咏等不同形式，每天一个重点，还组织了10万人的火炬游行。武汉三镇沸腾了，人民的抗战意识大大高扬。紧接着，三厅借纪念“七七事变”，组织了献金活动，号召人人为抗战尽一分力，献一分心。全市设立了六个献金台，几十个流动献金台。武汉三镇的各个阶层的人们踊跃参加，共募得献金100万元。这笔资金由三厅主持的全国慰劳总会用于慰劳前方将士、救助伤员、救济难民。三厅主管战时宣传工作，在各地成立了战地文化服务处，组织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以及漫画宣传队、孩子剧团等分赴各战区，三厅所管辖的文艺大军有两千余人，他们在前线、大后方以各种形式做了大量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在郭沫若的领导下，三厅成为了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坚强的文化堡垒。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的前一天，郭沫若为武汉版的《扫荡报》写完撤退前的最后一篇社论，才和胡愈之一道撤退江城。在日寇进逼的炮声中乘船，赶上提前撤离的第三厅的大部人马。在长沙大火之后，经衡山、桂林，辗转到了重庆。

1940年秋，国民党政府欲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将郭沫若调离开第三厅厅长的职务。郭沫若和三厅同人随即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国民党政府同意在政治部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员，原第三厅的大部分人员被请回。蒋介石本想以此来限制郭沫若等人的政治活动，只“对文化工作进行研究”。但蒋介石失算了，郭沫若等人充分利用这一机构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积极宣传抗战，从事民族文化的建设。

1941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利用郭沫若50寿辰和从事创作25周年，举办庆祝活动来推进文化宣传，树立文化旗帜。周恩来在当天的《新华日报》发表专文《我要说的话》，对郭沫若作这样的评价：

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鲁迅自称是革命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正如周恩来所称赞的那样，郭沫若在抗战中的确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在此后的不到两年的时间中，郭沫若一连修改和写出了6部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像一把把匕首，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

与此同时，郭沫若还潜下心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写出了《屈原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历史人物》等学术论作，繁荣了抗战时期的学术研究，并影响着此后数十年的学术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沫若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到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破坏和平的斗争，并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