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区抗日战争历史遗迹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历史早有定论。日本领导人阳奉阴违，颠倒黑白，混淆视听。为军国主义扬幡招魂，美化对外侵略和殖民历史。

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历史进程中，中国大地留下了大量见证日本侵略和中国人民英勇抵抗的历史遗址，北京地区也是如此。牢记历史、不忘过去，是为了珍爱和平，更好地开创未来；揭示这些历史遗迹，是为了使中日两国以及全世界人民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弘扬中国人民伟大抗战精神，不让历史悲剧重新上演。

一、第29军官兵英勇抵抗日军侵略的卢沟桥、宛平城

卢沟桥位于北京城西南15公里处的永定河上，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落成于明昌三年（1192年）。明清两代屡经修葺。桥长266.5米，宽9.3米，为十一孔圆拱桥，因其上有数不清的望柱石狮而闻名天下，桥两头北侧，立有石碑三座，其一为清康熙七年（1668年）重修卢沟桥碑；其二为康熙帝御题视察永定河诗碑；其三为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重葺卢沟桥碑。桥东头北侧还有一座御制碑为乾隆帝御题“卢沟晓月”碑。此为燕京八景之一。

卢沟桥昔为出入京城要道，士宦往还，冠盖云集。卢沟桥也是古今军事要冲。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侵华战争走向全面升级的关键点。

1937年1-5月侵华日军以夺取宛平县城和控制卢沟桥为目标，昼夜不断连续演习。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再度在宛平城附近的铁路桥等交通要道演习。借口一名士兵迷路失踪而调兵遣将进逼宛平城和卢沟桥，提出搜索县城和中国守军撤守等无理要求。经过几个小时的纠缠，日军于7月8日晨5时30分正式下令进攻宛平县城东门、铁路桥和龙王庙等要地，正式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

7月7日晚日军发动事变的基本性质是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战争挑衅，长时间不断进行非法演习，故意制造事端。结果两国战争全面展开。

宛平县城在卢沟桥东侧。七七事变时，宛平县县长王冷斋，曾与日本侵略军代表谈判。日本侵略军接连对宛平县城炮击，县署内房屋和城内民宅大部被炸毁，县署被迫转移至长辛店老爷庙办公。

二、日本侵略军首占通州

1936年1月13日，日本最高军政当局明确授予日本驻屯军处置华北地域问题的权力和任务。《处理华北纲要》决定：“处理华北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日军驻华北各系统的特务机关、外交机构，都应“策应”或“接受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指挥”。驻屯军司令部成了华北攻略及其政务外交诸事务最高指挥部。驻屯军被授予直接动用武力的权限，还可以进行所需要的情报搜集及资源调查等等。

肩负上述任务的新增日军，以屯兵营房需要等借口，抢占富有战略意义的要点，迈出发动全面战争的步伐。通州在北平交叉点，是日军凯觎已久的“战略上的交通要地”。所以日军选择北平、天津驻地之外的通州为新增部队驻点。

在此期间，中国军队曾同日本侵略军发生激战，八里桥头血流成河，双方伤亡很大。至今八里桥护栏上尚残存有交战时的弹痕。

三、占领丰台的地缘战略意义非同小可

日军入驻通县，维持原控冀东一线，从东边威胁北平；再占丰台，其后锋挪向北平西线，迫近卢沟桥和平汉铁路交通孔道，配合其余多面日军围堵，北平实际陷入日军的多向夹击态势。对于重要的丰台要地，中国理应确保，但是日军连续挑衅，在挑起1936年6月26日、9月18日两次冲突后，中国当局被迫妥协让步，将原驻丰台的中国驻军撤守。日军一个大队即第三大队进据丰台中国兵营。

四、赵登禹墓和赵登禹路

赵登禹墓位于卢沟桥西道口。赵登禹，生于1898年，山东省菏泽县人，字舜臣。1914年在冯玉祥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入伍。1933年长城战役时任第二十九军一O九旅旅长奉命率部增援喜峰口、潘家口，与敌激战四昼夜，英勇杀敌。因战功升任一二二师长。“七七事变”时，任一三二师师长，率部战守北平南苑。7月28日，日军向南苑袭击，赵登禹师长指挥卫队旅和大学生军训团，向大红门一带集结，准备反击，突然遭到敌伏军袭击，壮烈殉国，时年39岁。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登禹遗体安葬于卢沟桥畔。1980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把墓地修葺一新，立碑纪念。碑文为“抗日烈士赵登禹将军之墓”。1984年公布为丰台区文物保护单位。

赵登禹路位于西城区中部，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止阜成门内大街。原为河道，明代称大明濠，清代称西沟沿，亦称北沟沿。1932年改为暗沟辟成马路。路宽13米，全长1866米。1946年为纪念抗日将领赵登禹将军而命今名。

赵将军在1933年率部在长城喜峰口抗击日本侵略军前线号召官兵：“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豪言壮语，至今令人难忘。

五、佟麟阁墓和佟麟阁路

佟麟阁墓位于海淀区四季青乡北正黄旗村旁的山坡上。建于1946年。墓坐西朝东，半圆形水泥宝顶，前立汉白玉石碑，碑高1.09米，上刻“抗日烈士佟麟阁将军之墓”。碑前是一张水磨石供桌，墓旁有一座小巧的宅院。佟麟阁（1892—1937）字捷三，河北高阳人，1911年投笔从戎，1925年任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师长。1933年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佟麟阁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并兼任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1937年时任29军副军长，“七七”事变后7月28日，日军悍然向我南苑守军发动进攻，佟麟阁亲临南苑前线，指挥部队抗击日本侵略者进攻，不幸中弹牺牲。遗体曾寄厝于柏林寺。1946年7月28日安葬于此。每年有众多人士来此祭奠这位名垂青史的抗日烈士。1979年10月党和政府在纪念卢沟桥抗战42周年之际，重修此墓。

佟麟阁路位于西城区南部，北起复兴门内大街，南至宣武门大街。原名河漕，始于明代，因是排水明沟而得名，清代称南沟沿。1921年改为暗沟辟成马路，路宽8米，全长1040米。1946年为纪念抗日将领佟麟阁而命名为佟麟阁路。

佟将军1937年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后，任北平南苑驻地指挥官，率部奋起抗战，号召全军官兵“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荣辱系于一身者轻，而系于国家民族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在指挥对日本侵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万古流芳。

六、宛平县人民八年抗战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

宛平县人民八年抗战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坐落在京西门头沟区百花山下，清水河畔的斋堂中学校园内。

宛平抗日烈士纪念碑系方形重檐叠涩攒尖塔式建筑物。它坐北朝南，方形基座，塔身四面有券门，内嵌碑石。碑楼高7.75米，墨黑色磨砖塔身，金黄色塔刹，黝黑的碑石，清晰的碑文。纪念碑的庭院有古槐青松掩映，庄严而肃穆。

烈士纪念碑立于1946年7月7日。那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个抗战纪念日。纪念碑正面有当时的宛平县人民政府民政科长王海如撰写的碑文：“宛平县人民八年抗战为国牺牲烈士纪念碑”。立书的碑文上方横书“豪气长存”、“英名万古”八个大字。碑文则记录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宛平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辟巩固平西抗日根据地，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侵略军英勇战斗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以及平西老区人民对先烈们无限怀念的深厚感情。纪念碑的东、西、北三面是八年抗战中宛平地区476名抗日烈士的英名以及他们的籍贯与职务。纪念碑的北面、东面的碑石上方均书“永垂不朽”四个大字。西面则书“民族英雄”四字。纪念碑的正面碑文字迹端正，笔意流畅。

抗日战争爆发后。自1937年8月，平西的抗日武装斗争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开展起来。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直到1945年春天，宛平之敌才被我军民彻底赶出宛平的土地！

在那残酷斗争的岁月中，宛平老区人民中涌现出众多的抗日模范和战斗英雄，为革命事业输送出大批子弟参军参政。那时，根据地到处洋溢着抗日热潮，到处是“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教儿打‘东洋’”的景象。

抗日战争中，平西宛平的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宛平牺牲的烈士达千人以上！只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有些烈士的情况未能统计入册，因此未能将烈士英名全部铭刻在纪念碑上。

宛平抗日烈士纪念碑被重新修复，并得到妥善的保护，现正以崭新的面貌供人们瞻仰。

七、马占山墓

马占山墓在万安公墓内之西部。墓碑与墓盖均为汉白玉石所制。坐西朝东，阳面铭文：“马府君讳占山之墓，公元一九五O年岁次庚寅十二月七日谨立”。

马占山将军，吉林怀德县人。生于1887年，卒于1950年。享年63岁。曾任国民党东北挺进军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率先抗战，在江桥战役中，消灭日本侵略军1500人。

八、东郊双桥电台

朝阳区双桥乃元代横跨通惠河的两座古桥，近代已成东郊交通要冲。日本侵华期间，此处被侵占为双桥电台，当地的双树村、塔营村、咸宁侯村、郭家场村等均被日本侵略军圈占，用铁丝网把这一地区统统包围起来，把这里的原住居民强化迁移，在这一带的传统良田建设双桥电台作为日军的通讯站，对外称双桥农场。当时，在双桥一带经常看到许多头顶钢盔、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可谓戒备森严，使人不禁望而生畏。

九、东皇城根独身勇士枪击日本侵华军官

日本侵华期间，其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驻地在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其高级军官经常乘坐打着日本旗的汽车或骑着高头大马通过东皇城根，往返于东华门的中央饭店。

1940年11月29日上午9时许，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高级参谋高月保中佐和乘兼悦郎中佐跃马扬鞭从中央饭店出发“打道回府”。东皇城是前往铁狮子胡同方面军司令部的必经之地，行至东皇城根时，一名骑自行车的中国人突然出现在他们背后，向他们连开七枪，高月和乘兼应声倒地，战马受伤跌倒于街头。开枪的那位中国勇士安然逃离现场。后来，日本宪兵和伪警局下令追查“凶手”，并登报向提供线索者悬赏五万元，但事过境千，始终未能“水落石出”。至今那位勇士的尊姓大名，依然是谜。

十、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

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称关东军731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初设于哈尔滨五常县背阴河畔。“七七事变”后，华北派遣军迅速占领了北平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成立“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该部隶属于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定员1500人，并接收北平协和医院、静生生物研究所（原址设在北平图书馆西跨院）作为细菌战研究基地。1944年8月，侵华日军在北平市散布霍乱菌，造成城内市民瘟疫蔓延。至10月底，全市霍乱患者多达2146人，死亡1872人。在抗日战争中，日本多次实施细菌战致使华北军民至少死亡27万人。

十一、北平的慰安所和日本妓院

七七事变以后，在北京六部口，日本人开设一家“北平慰安所”，对外称宣武门“俱乐部”，北平的慰安所里更多的是被掠来的中国妇女，每当夕阳西下，日本国‘皇军’舍命追逐着失掉保障的女性。中国妇女在这种“俱乐部”内每天要遭受日军的蹂躏。与此同时，还在西单、前门等处开设日本“妓院”，那些妓女是阵亡士兵的妻女，被强暴的军阀征调出来慰安在华作战中辛苦的“皇军”。这就是说，这些日本妇女本身也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

十二、北平受降典礼

1945年8月10日，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集团，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10日，在北平举行了北平地区中国军队受降典礼。受降典礼在故宫太和殿前的平台上举行。殿外，汉白玉的栏杆一级级逐次上升，平台上铺着红色的地毯，台前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巨幅画像，投降和受降双方代表就座的长条桌相对摆在其间。上午8时，首先入场的是来宾和记者。8点20分，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为代表的中国受降人员到达。8点30分，一辆军用吉普车向午门方向驶来，从车上走下来十几个身佩战刀和手枪的军人，他们是前来投降的日本华北方面军代表人员，为首的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陆军中将根本博。那铺着石板的千米甬路，两侧肃立着荷枪实弹的中国士兵。日本军方人员在中国有关人员的领引下，低头颓丧地向太和殿平台走来。

上午9时，受降典礼开始了。日方投降代表全体起立，向中国代表行举手礼。接着，受降司令官宣读受降命令。听完命令之后，投降代表根本博当即捧读投降书，读完后双方签字生效。接着，受降司令官宣布当场收缴日军投降人员佩带的战刀和手枪，标志着解除他们的全部武装，然后命令他们手持白旗退场，由中国人员送往指定地点，受降典礼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