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珂：我们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4）

（二）国情中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发展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客观地说，近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环境、内涵和条件也出现了新趋势新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为，在新常态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但总体上看，有利因素多于不利因素，机遇大于挑战。

从国内机遇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消费升级加快，市场空间广阔，物质基础雄厚，产业体系完备，资金供给充裕，人力资本丰富，创新累积效应正在显现，综合优势依然显著。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不断成长壮大。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正释放新的动力、激发新的活力。新常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构成我国发展的内生动力、潜力、空间和机遇，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发展前景依然广阔。

第一，中央领导、决策正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总方略，也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路线图”。提出经济社会新常态，戮力推动我国经济从旧常态粗放增长向更加注重集约发展，从旧常态开放引进向更加注重自主创新，从旧常态高污染高消耗向更加注重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三个转变”，并提出适应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增强资源配置有效性、实现生产与消费动态平衡，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以中国梦凝聚力量，以改作风振奋人心，以抓改革激发活力，以组织建设夯实执政基础，以法治规范行为，努力创造内政外交和治党治军等各个方面的社会新常态。中央以身作则、奋发图强、科学领导、英明决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正确遵循。

第二，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更加强固。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为提升，保障可持续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和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目前，我国产业体系比较完整，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积极成效；基础设施日益完善，能源保障和交通运输能力显著提高；财政金融体系运行稳健，社会资金相对充裕；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快速提高，等等。简言之，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基础作用的我国生产要素组合仍然具有比较优势。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第三，市场需求潜力巨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阶段，第一产业正朝着发展现代农业，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的方向转变，这不仅将有效增加农产品供给，还将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从而促进农民消费增长；第二产业正朝着技术密集和高附加值生产方向转变，这不仅将增加对资本和技术的需求从而拉动社会总需求，还将进一步提高职工收入，拉动居民消费；第三产业正加快发展，不仅将吸纳更多劳动者就业，从而增加劳动者收入、扩大消费，还将进一步完善城乡消费环境，促进全社会消费。特别是随着城镇化深入发展，不仅将继续拉动巨额的城镇基础设施和住房等投资，还将继续拉动由大量农村居民变为城镇居民而带来的成倍增长的生活消费。庞大的内在需求，正是孕育机遇的沃土。

第四，宏观调控体系不断完善。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经验不断丰富，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及时出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其他必要的政策，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果断地进行调控，不断取得积极成效。政府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明显增强。

第五，制度优势日益显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包容和释放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潜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制度等改革的深化，新的更大的制度红利和发展潜力将会不断地创造和释放出来。

第六，经济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7.7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两个“倍增”，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要求，我国实际上每年经济增长大约6.5%以上就可以了。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增量，相当于5年前1.5个百分点、10年前2.5个百分点的增量。经济规模越大，即使是6.5%以上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

第七，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升。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推进，互联网与各行业加速融合，新兴产业快速增长，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科技领域一批创新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制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意见，出台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措施，落实“互联网+”行动计划，提质增效，推动产业创新升级。大力加强宏观调控，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决定性作用。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以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弥补农业现代化短板，开展扶贫攻坚，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安居乐业，社会基本稳定，经济社会环境良好。我国经济动力不单纯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越来越来自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活力，也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提升。

第八，发展前景更加稳定。我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发展动力多元。中国经济的强韧性是防范风险的最有力支撑。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以目前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化解落后产能，改造传统产能，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不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确保平稳发展。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结构更优。2015年，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到50.5%，首次占据“半壁江山”；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快于一般工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4%。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协调发展。这些表明，在经济动能和结构战略性调整中，蕴藏着巨大机遇。

从国内挑战看，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加之经济社会新旧常态矛盾和问题复杂交织，构建经济社会新常态任务艰巨复杂多变，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第一，基本国情存在不少问题。我国国家大，底子薄，人口多，社会生产力水平比较低，并且几乎年年都有重大自然灾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农业基础依然薄弱，扶贫攻坚任务艰巨。要素成本已显著上升，人口低成本红利、廉价劳动力供给机遇不断减少。资源环境不堪承载，人均资源拥有量并不多，单位GDP能耗却很高。资源短缺，雾霾严重使得对传统能源消费更加谨慎。流动性管理需要加强，随着老龄人口比例扩大，抚养比开始上升，通过高储蓄率提供廉价资本可能性变小。企业效益下滑，债务水平持续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金融风险隐患增大。

第二，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尽管在新常态下我国新经济得到了重视和发展，但改革开放以来追求高投入低产出，高增长低效益的粗放发展方式从根本上改变尚需更多时日。尽管近些年结构调整不断推进，但我国第一产业基础不稳、第二产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不快的问题仍然突出。随着经济增速回落，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部分产品产能过剩问题进一步暴露。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技术水平整体偏低，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尚不健全，缺少自主知识产权和名牌产品，新兴产业带动作用不强，产业还处于中低端。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动能转换困难相互交织，面临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等多重挑战。

第三，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亟须破解。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及关系仍不清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较弱，组织结构不尽合理，协调运行机制时有不畅，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价格机制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机制不健全，公共产品价格没有理顺；部门分割、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对非公有制企业还存在不合理规定。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机制还没有形成。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等财税制度不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没有形成。科技创新分头管理、政出多门，资源分散、重点不够突出。政府掌控科技创新从立项、评估、资助、鉴定、扶持、退出等环节的全过程，过强、过细，创新者和企业难以成为主体，市场作用难以发挥。对于科学发现和科技应用基础研究的持续投入、支撑机制不足，使得科学发现和科技应用基础研究的动力受限，人心不定，氛围浮躁，原创不足。科学发现、科技发明的成果与应用和市场的结合、转化机制不足，科研人员的考核机制偏重理论成果，使得教学、科研成果因为与实际脱离或者难以应用、推广而束之高阁。文化管理的模式比较单一，管理的权力过于集中，文化体制中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弊端依然凸显。文化管理中组织层级过多，各个部门职能不清。文化管理部门机构臃肿，文化管理缺乏创新，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滞后。社会建设主要由政府操作和实施，真正社会主体缺位，社会决策与资源配置欠科学。社会公共服务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社会不够公平，活力不足，社会共同核心价值观缺失。环境产权制度不明晰，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完善，环境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和全社会参与机制尚未建立，环境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监管监督机制不完善。

第四，思想文化领域更加活跃复杂。人们受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增多、程度加深，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信仰弱化。“噪音”、“杂音”较多，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的难度，意识形态控制能力有待加强，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思想文化渗透任务更加繁重。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更加繁重。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增加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能力弱，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文化生产力矛盾更加突出，人们的文化需求未能得到有效满足。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资源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文化阵地未能正常运转，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第五，社会矛盾和问题明显增多。收入分配呈现出向阶层集中、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影响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阶层冲突、公共安全和群体性事件频发，协调各方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压力加大。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保护现象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影响社会稳定因素增多。国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加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难度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配置失衡，民生问题日显突出，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环境问题突出，人民生活受到影响，容易引发社会矛盾。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分裂破坏活动不断加剧，已成为危害我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的最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