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必坚：历史性“赶考”和中国共产党（2）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披荆斩棘，力挽狂澜，为中华民族之振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大考”。

第一次大考，经过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打开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反帝反封建，是我们党的二大明确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但是怎么反？尤其是蒋介石反水之后，怎么反？是继续在城市，还是转入农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并不是所有人一开始就有自觉，甚至身子已在农村的红军指战员中还有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泽东同志深刻分析当时的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后提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 因为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由“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和“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国家。这种立足中国国情又掌握天下大势的清醒认识，才是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由此，“农村包围城市”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就形成了。

第二次大考，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又顶住国民党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红军长征刚到陕北落脚，一大堆考题就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要不要同手中还拿着屠刀的国民党第二次握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尤其是皖南事变后，跟蒋介石打不打？如果打，抗日怎么办？面对这样复杂的形势，我们党提出了“两重性”的重大战略理念：“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这种“两重性”还体现在劳动政策、土地政策等方面。由此，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赢得抗日战争胜利打下了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一在斗争中形成的战略理念，也成为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第三次大考，历时3年的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破坏重庆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而就我们党来说，一方面，面临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严峻形势；另一方面，由于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有所缓和，苏联也施压要我们同蒋介石妥协。摆在我们党面前的是两个选择——妥协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这个历史关头，毛泽东同志又一次作出了历史性判断：“（美苏之间）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就是这样，在深刻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大决策，最终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第四次大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怎样才能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面对这样的考验，党中央的决策是，把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同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结合起来。我们党制定了以工业化为“主体”、以对农业和手工业的改造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打好工业化基础的同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疑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

总之，从1921年到1949年再到1956年这35年，中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上井冈山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从抗日战争胜利后“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到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总共四次大考。要问中国共产党考出了什么？考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考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考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归根到底，考出了一个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