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丨《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第八章：腐败为祸•辞官尸谏

【编者按】13000年前，我们的先民怎样战胜了末日危机？西晋的腐败奢靡到了怎样让人瞠目的程度？一面诡异的镜子为何成为宋代以文立国的起点？一本失传已久的明代奇书怎样回归祖国？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你都可以在让人耳目一新的的正史通俗读物——《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中找到答案。值此建党95周年之际，经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授权，宣讲家网自7月1日起连载《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以飨读者。

在中国封建社会，西晋王朝的腐败问题极为突出，有用人不公的政治腐败，有贪污受贿的经济腐败，有奢靡享乐的作风腐败，有清谈误国的不作为腐败。腐败像癌细胞般蔓延，不断侵蚀着西晋王朝的政治肌体，败坏社会风气，激化社会矛盾，加速王朝灭亡。腐败者的代表人物，或惨遭灭门，或殃及后人，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辞官尸谏

导读：权钱交易的卖官鬻爵和日益僵化的九品中正制，导致东汉末年至晋朝的政治腐败愈演愈烈。

公元 185 年冬天，天寒地冻。在距离东汉都城洛阳不到 50 里的黄河岸边，司马直停下了脚步，准备书写生命中的最后一道奏折。

几天前，当司马直接到朝廷任命自己为巨鹿太守的诏书时，周围人们纷纷向他贺喜，而他心中却无比痛苦。

太守是东汉各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在上任之前，必须先向朝廷缴纳 2000 万钱。考虑到司马直的廉洁名声，汉灵帝给他特别优惠，减少到 300 万钱。

但这 300 万钱相当于司马直 19 年的俸禄，如果不是汉灵帝开恩，还要按原价交足 2000 万钱，这相当于他 128 年的俸禄。对于两袖清风的司马直来说，就是倾家荡产也交不起。

图 8-1　《汉灵帝西邸鬻爵》，〔明〕张居正《帝鉴图说》插图

司马直多次上书请求辞去官职，都没有得到批准。官必须做，钱必须交，因为汉灵帝正等着用这些钱来修缮宫殿，为此朝廷还在洛阳一个叫西园的地方，成立了卖官鬻（yù ）爵的专门机构。（图 8-1）

在朝廷的再三催促下，司马直不得不启程赴京，然而每向洛阳迈近一步，心中的痛苦便增加一分，剩下的路，他无论如何也走不下去了。也许用生命劝谏，才能让皇帝惊醒吧，司马直心中企盼着。写完了奏折的最后一个字，他正了正衣冠，朝洛阳的方向跪下来叩头行礼，然后端起面前的毒酒，一饮而尽。

洛阳的皇宫中，当这份奏折呈递到汉灵帝手中时，他看到了司马直的痛苦：“为民父母官，反而要盘剥百姓，以满足陛下的苛求，我于心不忍呀。”犹豫了好久，汉灵帝下令暂停卖官。然而仅仅几天之后，西园门口又排起长队，天天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买官卖官愈加变本加厉了。

这群排队买官的人也许想不到，还有一条捷径，通过走后门，能拿到更加优惠的折扣。

崔烈就是受益者，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他，当过郡守和九卿等官，颇有作为，官声不错，却一直升不上去。他通过汉灵帝保姆程夫人的关系， 花了500万钱，买下了司徒的官位。 在当时， 太尉、 司徒、司空称为三公，总领百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朝廷册封典礼上，看到崔烈满面春风的样子，汉灵帝有些后悔地说：“这个官卖亏了，本来应该要他 1000 万钱的。”

图8-2　明代木刻版画 《崔烈铜臭》 ， 出自 《瑞世良英》卷二

（《后汉书·崔烈传》载：东汉名士崔烈因以五百万铜钱买司徒一职，声誉大损。崔烈问儿子崔钧：“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何议论？”崔钧据实相告：“论者嫌其铜臭。”）

官职来路不正， 崔烈不免有些心虚，他让儿子打听人们对他的看法。儿子直言不讳地说，人们嫌他买来的官有股铜臭味儿。（图 8-2）崔烈恼羞成怒，挥起拐杖打向儿子。后来崔烈官拜太尉，继任者曹嵩为了买太尉这个官位也花了巨资。每次提及此事，曹嵩的儿子曹操都为父亲感到脸红。

卖官鬻爵的政治腐败加速了东汉的灭亡，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到，汉灵帝的做法让人痛心疾首。

公元 265 年，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建立西晋。公元 280 年，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战争和分裂之后，古老的中国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实现了新的统一。在晋武帝司马炎看来，四海升平，经济社会渐渐恢复了生机，他志得意满。

公元 282 年春天，司马炎率文武百官在都城洛阳的南郊祭祀。祭祀仪式结束后，司马炎当众问主管监察的大臣刘毅，自己可以和汉朝哪位皇帝相提并论。没想到刘毅毫不客气地将他比作汉桓帝、汉灵帝，并指出汉桓帝、汉灵帝卖官，钱是入了国库，而司马炎卖官，钱是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这样看来，其实还不如他们。

史书记载，西晋时期，纲纪大坏，贿赂公行，忠贤路绝，小人得志，权势家族，互相荐举，天下称之为互市。所谓互市就是交换，卖官鬻爵，权钱交易。贪腐受贿大行其道，官员选拔讲究利益交换，如同做买卖一样平常。

卖官鬻爵的泛滥，使金钱成为最有吸引力的东西。钱本来是物品流通的媒介，在当时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痛感于社会风气的败坏，南阳隐士鲁褒写了一篇著名的 《钱神论》 ， 文中写道， 洛阳城中的富贵人家， 身居官位的那些人， 对于 “孔方兄”的热爱，从来都不曾停止。有钱的，可以化危机为平安，可以让死的复活；要是没钱了，那贵的就要变成贱的，活的也会生生被杀。所以，和人打官司，没有钱就无法胜诉；势孤力单， 没有钱就不会被提拔；愁怨忿恨， 没有钱就无法化解；好的名声，没有钱就不会被传播。有了钱，甚至可以役使鬼神，何况是人呢？《钱神论》辛辣地讽刺了官僚贵族们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现象，是西晋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

作为正直的监察官员，刘毅在毫不客气地指责皇帝的同时，也在苦苦探寻着问题的根源，他把矛头对准了九品中正制。

在选官制度上，东汉施行察举征辟制度，由地方官员每年推荐人才，标准以德行、经学、乡闾清议为主。东汉末年，官员推荐多为世族大家所垄断，他们沽名钓誉，弄虚作假，当时有童谣讽刺说：“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才怯如鸡。”汉末战乱四起，士人流离失所，察举征辟制度渐渐被废弃。

在选拔官员的制度上，西晋延续了曹魏时期开始施行的九品中正制，起初选拔标准是家世、品德、才能并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正官的职务渐渐被世家大族垄断，选拔标准开始发生变化，变成仅仅重视门第出身。在这种制度下，清官不会因为廉洁而升职，贪官也很难因为贪腐受到贬谪。

刘毅认为这种制度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情形，导致了社会不公平、弄虚作假、党同伐异、风俗污浊等乱象，还助长了投机钻营的恶劣风气。

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再有才华，也很难受到重用，西晋著名文学家左思就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

晋武帝太康年间，洛阳的人们突然发现纸张供不应求，洛阳一时纸贵，大家都在传抄一篇名为《三都赋》的佳作，而这篇气势雄浑、辞藻壮丽的文章的作者就是左思。 左思历时10年， 写出了 《三都赋》 ， 分别是 《吴都赋》 《魏都赋》 和 《蜀都赋》，不只是写三国时魏都邺城、蜀都成都、吴都南京，更描绘了魏、蜀、吴三个国家的概况和兴衰的道理。

如果在汉朝，左思也许会因为才华被地方官举荐，被朝廷征召为官。如果在三国时期，尤其是曹操手下，他也许会因“唯才是举”而得到重用。然而在西晋，即使左思名满天下，但因为他不是门阀士族出身，又没有足够的钱来买官，所以一生郁郁不得志。

在《咏史》诗中，左思写道：“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高大挺拔、郁郁葱葱的松树，可惜长在山涧里；而柔软低垂、弱不禁风的小苗，侥幸生在高山上。这就注定了松树一辈子处在小苗之下，对它点头哈腰。字里行间，充满了出身低微的士人在士族门阀制度下的苦闷与愤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