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扎根本土的民主政治最可靠（2）

二、不能以民主政治建设为幌子“改旗易帜”，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上要有政治定力

中国道路的成功充分说明，只有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民主才是好民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是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人民幸福的有效制度。从本质来讲，民主制度是上层建筑，它是由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决定的，要服务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判断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否适宜、合理、具有优越性，要看它是否有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是否使全体公民共享了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西方民主经历了较长时期的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及资本主义制度基本适应。西方国家的当代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古罗马的传统中演化发展而来，期间也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变化。恩格斯指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正观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1789年资产阶级的公正规则要求废除被宣布为不公正的封建制度……所以关于永恒公正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因人而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323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西方民主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能够基本满足其政治需要：满足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满足资本家统治工人的需要，满足西方社会对民主的历史认知，满足西方文化对民主的要求。西方民主在具体的实践、民主程序、民主规则及其理论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但把西方的民主当作人类的“普世价值”强加给各国人民并封其为最高价值，是不恰当的。例如，被美国称为“民主样板”的菲律宾，当年在美国占领军的帮助下完全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民主制度，但是民主并没有为菲律宾人民带来经济上的好处，菲律宾现在是东南亚经济增长最慢的国家，至少30%的人口生活在贫穷线以下。总统是民众选出来的，但是这些总统最终都背负贪腐的指控。从世界范围来看，最近10年来，高加索“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乱等事件的发生，无一不是西方民主制度强力输出的结果。那些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并没有给相关国家带来稳定和繁荣，相反却使这些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不安，甚至跌入了内战的深渊。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世界历史更不是单线式前进的。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实际上，民主制度没有一成不变的恒定模式，其自诞生的那天起，就在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地域中存在着不同的形态。西式民主也许是适合西方社会的较好选择，但是未必适合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每个国家的民主模式应该反映各自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特点，具有本国特色，而不能奉行“拿来主义”，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照搬照套。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即以人民民主为追求目标，一直在探索、发展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救国救民的历程中几乎把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形式都进行了实验，包括君主立宪制、五权分立制、议会制、总统—内阁制、多党竞选制等，但都失败了。只有中国共产党实行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取得了成功。相对以多党制、三权鼎立为主要特征的西式民主不断暴露出的弊端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以其特有的优势保障了中国的持续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从而受到了世界普遍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是因为其具有独特的制度优势：

一是在民主基础上形成正确的集中，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能形成全党全国的统一意志，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高效率地贯彻执行，有效避免了权力掣肘的问题。相反，西方民主培养出个人主义，难以实现民主与集中的辩证、有效统一。西方民主建构在原子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过分强调个人及个人权利对社会的优先性，把社会当作是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在此理论统领下的公民社会是必然要出现权力掣肘问题的。

二是在实现广泛的民主权利的同时，正确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集体行使权力，科学作出决策，保证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西方民主虽然形式上体现为全民民主，但实质是资本的民主，是适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对此，恩格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只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同上，第33页）“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同上，第559页）当前，西方国家利益集团绑架政治的现象随处可见，院外集团、游说已成“制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民主已死”。2014年12月4日《纽约时报》著文：“现代治国面临一道离奇的悖论：要满足公众日益提升的需求，改革必不可少，但公众很容易被动员起来反对这些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

三是能够使政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得以长期坚持和实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费里德曼说：“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这些议题若换在西方国家讨论和执行，恐怕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他感叹道：“我希望美国能做一天中国（仅仅一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适应了中国历史与国情对政治制度提出的总体要求，保持了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提高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出鲜明的制度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