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系统全面而不是孤立片面
西方供给学派是在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其思维的局限性甚至绝对化:片面强调供给管理,轻视需求管理,基本否定需求分析和管理的有效性;过分突出税收和税率的作用,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处处体现了非调控化、私有化、福利个人化和贸易金融自由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逻辑;单纯分析经济现象,脱离经济运行实际,“既没有经济史上的有力证据,又缺乏理论分析上的合理推断”。与之相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遵循对立统一规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整体性关联性设计,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具体运用和生动实践。
第一,在供给需求关系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蕴含的是一种“不断让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让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在互相推动中实现经济发展”的供需两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坚决去除没有有效需求支撑的传统产业、中低端产品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大力发展需求旺盛但仍得不到有效满足的高端产品、生活服务,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不断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的宏观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给结合在一起的,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相机抉择;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尤其反映在财政政策上,我国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既进行结构性减税以支持和激励生产端,又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以扩大内需,两者相互配合、协调推进,着力营造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
第二,在政府市场关系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思想。与西方经济学囿于市场与政府的简单“替代”关系不同,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实质是稳步摸索、不断优化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过程,是不断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问题的过程。市场“决定性作用”重点是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政府“更好发挥作用”不是“更多发挥作用”,而是在市场“决定性作用”下管好市场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就是要从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协同入手,整体融合、有机结合、相互配合,创造透明的、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比如,在产业政策方面,明确政府不直接确定具体项目,而是有保有压,根据不同的产业类型细化产业政策加以引导。
国有企业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力军,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重点关注对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在盘活国有资产的过程中,必须切实划清与“新自由主义”所谓“全盘私有”、“一卖了之”论调的界限,统筹推进并购重组破产、特许经营与放开竞争性业务、战略性产业培育、公有制经济之间股权多元化、加快解决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和历史遗留问题等改革任务,促进国有企业降成本、升质量、增效益,切实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中坚力量。
第三,在涉及改革领域方面。与西方供给学派专注于经济领域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生动实践,其内涵与外延覆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强调“社会政策要托底”,注重从思想、资金、物资等方面充分准备,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切实守住民生底线。可以说,这点最为充分地体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含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但将“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作为根本,更通盘考虑各阶层人民的利益,强调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尤其重视低收入群众的利益和保护。这一点,恰恰与西方供给学派在减税的同时减少公共福利、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形成了鲜明对比。
再比如,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题中应有之义”,是“评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求生态”、“盼环保”新期待的积极回应。保护生态环境必须更加注重推动绿色生产方式,加快发展绿色产业,既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又从源头上降低能耗排放,而这样的任务只有在不断“去产能”、“补短板”的过程中才能实现。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根基是也只能是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其理论支撑是而且必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意义将超越而不是复制西方经济学理论。
(作者系北京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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