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方式上的规范性。将现行问责方式整合规范为对党组织的通报、检查、改组和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谈话诫勉、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降职)和纪律处分等,解决了现行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问责方式零乱、操作无所适从的碎片化问题,使问责方式更加规范明确,也更具操作性。
问责落实上的严肃性。《问责条例》第九条对问责落实作出了严格规定,提出了问责决定宣布并督促执行、问责对象应当作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受到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向社会公开等要求,使问责落实的措施更加规范、严格。
问责期限上的震慑性。《问责条例》第十条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终身问责”意味着党的领导干部对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要“终身负责”。“终身问责”的提出,是《问责条例》极具震慑力的条款,为领导干部戴上了一道终身“紧箍”。这把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警示领导干部“调离不是隐身衣,提升不是保险箱,退休不是护身符”,促使领导干部必须在管党治党中始终恪尽职守。
问责文本的简洁性。党风决定文风,文风体现出党风。2013年5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把“注重简明实用,防止繁琐重复”作为制定党内法规应当遵循的八项原则之一,强调“党内法规应当方向正确,内容明确,逻辑严密,表述准确、规范、简洁,具有可操作性。”《问责条例》共13条、不到2000字,要义明确、便于执行。正如王岐山同志所讲,“不能把亟待破解的难题淹没在大量制度条文中”,“做不到的宁可不写,写上的就要管用”,以保证制度的有效性、可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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