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取士兴国•贞观精神

【编者按】13000年前，我们的先民怎样战胜了末日危机？西晋的腐败奢靡到了怎样让人瞠目的程度？一面诡异的镜子为何成为宋代以文立国的起点？一本失传已久的明代奇书怎样回归祖国？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你都可以在让人耳目一新的的正史通俗读物——《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中找到答案。值此建党95周年之际，经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授权，宣讲家网自7月1日起连载《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以飨读者。

贞观精神

导读：科举制度不仅打通了国家招纳人才的通道，也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成就了盛唐的辉煌。科举制度从对世界制度文明的影响来说，堪称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在裁减冗官滥职的同时，唐太宗在寻找补充官员队伍新鲜血液的途径。他不满足于一个个地去发现，而是把目光投到了制度层面。

隋朝之前，官员选拔制度以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主，察举制注重的是道德水准，而九品中正制强调的是人的家世背景，结果能够被选拔成为官员的都是豪门世族的子弟，所以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寒门子弟要想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真是比登天还难。

为了打破这一禁锢，隋文帝在开皇年间创立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到隋炀帝大业年间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到了唐太宗时期，科举制迎来了全面开花的局面。

唐太宗大力推行这种考试制度，参与考试的人，无关乎出身和门第，即便是最贫穷人家的孩子，都有报考的资格。在这场公平竞争中，只有才能学识才是评判高下的主要标准。

唐朝的寒门学子们可以通过“投牒自举”的方式到州县报名，收到学子们的报名材料后，地方官员必须接纳并进行简单的资格考核，不然的话，就算是渎职，而这一切背后，其实有很严格的法律政策在推动。唐朝法律规定，地方官员对于本地的人才有主动推荐的义务，对于那些有才华能力的人，地方官员如果故意隐藏不给予推荐，隐藏一个判一年徒刑，隐藏 2 个就判 2 年徒刑，最高可以判 3 年徒刑。

在经过州县的选拔性资格考试后，这些学子们要汇集到京城长安，来参加尚书省主持的省试。

公元 627 年正月，一场紧张的进士科考试即将开始。

上官仪，陕州人。19 岁的他一大早起床梳洗完毕后，匆匆赶往设在长安尚书省都堂的考场，到达考场时，门口已经挤满了人，有将近 800 名的学子参加了这次考试。

学子们的包裹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里面备有照明用的蜡烛、取暖用的木炭、饮食用的器皿、写字用的文具等。

考场外有严兵把守，考场内有荆棘围隔。

唐朝早期考试时间从早晨五六点太阳初升时开始，到下午六七点日落后结束。到了唐朝中期，考试时间有所变化，整个考试时间以 3 根木烛燃完为止，考生们可以从白天一早考到大半夜，时间大大延长。

唐代防止考生作弊的措施还不十分完善，因此考场上不时有作弊手段出现。据记载，最著名的“枪手”当数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他才思敏捷，成文极快，在考场上经常代人作赋和传递答案给多位考生。

很快，2 月放榜的日子到了，上官仪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榜单第三名，成为唐太宗贞观时代的第一批进士。

图 10-6　《慈恩寺雁塔唐贤题名帖》，宋拓本

这一天，在长安的慈恩寺雁塔下，一场隆重的庆祝仪式开始了，考中进士的举子们可以将自己的姓名题写在雁塔的墙壁上（图 10-6），这就是新科进士的殊荣“雁塔题名”，而落榜的学子们，只能羡慕不已，黯然神伤。

身为 “探花” 的上官仪按照惯例， 骑着马游遍长安名园， 采摘名花， 风光无限。“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快到 50 岁才考中进士的孟郊在诗句中描绘了这样的情景。而上官仪考中进士这一年，只有 19 岁。

为了避免因偶然的因素遗漏真正的人才， 朝廷允许并鼓励 “行卷” 和 “公荐” 。“行卷”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平时的诗文作品，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送呈当时在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持考试的官员推荐。

图 10-7　〔明〕郭诩《琵琶行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该画作是根据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琵琶行》诗意创作的写意人物画，表现白居易与歌女邂逅的情景。）

唐代笔记小说里记载了这样一件逸闻：白居易在长安应考时，曾向著名文人顾况投递作品，请他推荐自己。顾况是当时的名人，找他推荐的人很多，而值得推荐的却很少。当他听到“白居易”这个名字后，若有所思，就打趣调侃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然而，当顾况打开白居易的诗卷，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一诗句时， 当即拍案叫绝， “有这样好的句子， 居天下有什么难呢？”于是他极力推荐，使白居易一举及第。（图 10-7）

上官仪无疑是学子中的幸运者，他很快被唐太宗召为弘文馆直学士。弘文馆精选天下文人儒士，他们在馆内轮流值班，随时和皇帝讨论政事，可以说是皇帝的“智囊团”。上官仪为何能得到这样的重用呢？谜底就是他在科举考试中的对策答卷《对用刑宽猛策》，文中阐述的“轻刑罚、重礼教”的司法理念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和重视。

上官仪在朝廷的重用下才华得到施展，后来官拜宰相，成为经由科举而成为宰相的名臣。

贞观初年的一个科举放榜的日子，唐太宗悄悄躲在端门的后面，只见新考取的进士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唐太宗非常高兴，他对身边的内侍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这一幕折射出的正是人才通道打通后，带给帝王的欣喜若狂，以及带给国家的希望。科举充分展现了它的戏剧性甚至是传奇性，许许多多人生奇迹由此产生。不拘一格的取士制度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的功名心和事业心。

新旧《唐书》有传的 1383 名官员中，进士有 469 人，占总数的 34%；唐朝后期，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 80% 以上，科举成为唐朝选人用人的主要渠道。

科举考试成功后，要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需要过最后一关，那就是通过吏部的“铨选”考试。这种考试又称为“释褐试”，就是脱去粗布衣服的考试。

吏部的“铨选”考察的是考生形貌是否端庄，说话是否口齿清楚，楷书写得是否工整，判词作得是否文理通达。考试合格者，被授予官职，一般都在八九品之间，他们就此迈进仕途的大门。

唐朝进士出身的学子，往往要经过很多年的基层锻炼，才能逐渐成长起来。

唐太宗卧室的屏风上，贴了许多纸条，上面写着全国地方官员的姓名。有大臣看到觉得很奇怪。原来，地方官员无论做了好事或坏事，唐太宗都会随时记在他们的名下，坐卧进出之际随时观看。这样，谁该被提拔，谁该被降职或罢免，就有了根据。

唐代的官员考核一般是每年举行一次，称为“小考”。也有在官员任期满后进行的考核，称为“大考”。

官员的考核标准分为“四善二十七最”。 “四善”指德义、清明、公平、勤奋，这是对各级官员官德的总要求； “二十七最” 是把各种官员按照职责分为二十七类，每类定出一个履行职责的最高标准。

因为皇帝认真，所以当时绝大多数官员都恪尽职守。贞观时期，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成为历史上最为清廉的时代之一。

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曾绘《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这个任务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交给他的。唐太宗认定，画像上的这些人对于自己未来开创惊世伟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总有一天，这些画像会被拿出来供后人敬仰。

图 10-8　〔宋〕李公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局部）

（图中的二十四功臣分别是：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尉迟恭、秦琼、房玄龄、虞世南、程知节、刘政会、李勣、李靖、长孙顺德、殷开山、屈突通、李孝恭、萧瑀、刘弘基、张亮、唐俭、段志玄、柴绍、侯君集、张公谨、高士廉。）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不仅组成了贞观名臣的豪华团队，每个人也都成为名垂青史的贤臣良将。这其中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从秦王时期就一直追随的老部下，也有魏徵、尉迟敬德这样从敌对阵营中挖掘的人才；既有长孙无忌这样皇亲国戚出身的将领，也有来自各少数民族的名将。（图 10-8）

在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眼中，即便是一堆凌乱堆放的木料，他也能很快判断出每一块木料的最佳用途。唐太宗正是这样一个“木匠”，他说：“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比网罗贤才更为困难的事情是让他们人尽其才，扬长避短，而唐太宗以艺术家般的用人才华做到了这一点。

唐朝的人才制度成为开启盛世的一把钥匙，这种君臣一体、齐心合力的盛况成为后世仰慕的“贞观精神”。

唐太宗后面的统治者们，对于科举制度都非常重视，这种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制度在坚守中不断发挥作用。

武则天时代，更多的宰相名臣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栋梁，例如狄仁杰、张柬之等人，更难得的是，人才之间相互荐举提携，少有嫉妒排挤，形成一股治世兴国的合力。

狄仁杰当上宰相不久，一次，武则天拿出一个装满奏章的箱子给他看，狄仁杰看了之后，满脸羞愧，竟然说不出话来，平时恃才狂傲、言辞锋利的狄仁杰为何如此？

原来，狄仁杰被提拔为宰相，成为武则天的得力重臣后，有点看不起和他同朝为宰相的娄师德，认为他才能平庸，甚至经常嘲讽打击他。

有一天，散朝的时候，武则天留下狄仁杰，问他为何能够得到重用。狄仁杰回答是因为自己的文章出色外加品行端正。武则天却告诉他，他得到提拔全靠有人大力推荐。

狄仁杰连连追问是谁，于是武则天拿出了一个箱子，里面是 10 多张举荐狄仁杰的奏折，写奏章的人正是他一直轻蔑的娄师德。

狄仁杰顿感无地自容，娄师德不但不居功自傲，还一直默默承受冷嘲热讽而不做任何解释。这件事让狄仁杰深深反思自己狂傲自大不能容人的缺点。此后，他学娄师德做“伯乐”，为朝廷推荐了不少“千里马”。

武则天为防止国民在盛唐的安逸中忘记战争，疏于训练，于公元 702 年开设武科举，除步射、马射、马枪之外，把“翘关”、负重、身材等内容加入武科考试的科目之中。

“关”原本是城门的门栓。这时举的“关”不再是真正的城门门栓，而是为考试特制的圆木。这种圆木有一丈七尺长，相当于 5.7 米左右，直径三寸半，相当于 11.7 厘米左右，合格的标准是手持“关”的一端，共举 10 次。这个标准，即便对今天的专业运动员来说也不是能轻松完成的。

公元 713 年，唐朝在制科方面进一步完善选拔机制，相继设立了“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等，武科考试注重选拔兼具文韬武略的战略人才。

郭子仪祖籍山西汾阳，他的父亲郭敬之历任四州刺史。当时的官宦子弟大多贪图享乐。 而郭子仪则喜爱读书， 尤其是兵书， 读书累了， 他就到院子里练习武功。

当时，唐朝边疆形势严峻，经常发生战事，郭子仪决心练习武艺，保卫国家。公元 716 年，19 岁的郭子仪参加武举考试，在考试中出类拔萃，顺利成为当年武举人。

因战功卓著， 郭子仪连获提拔。 公元754年， 郭子仪成为节度使， 一年后， “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危亡之际，郭子仪脱颖而出，他 3 次大败叛将史思明，迅速扭转了朝廷军队的被动局面。

郭子仪效忠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威望，甚至影响到边疆地区。公元 765 年，回纥兵帮助吐蕃叛军对抗唐朝。郭子仪派人质问回纥：过去你们不远万里，帮助唐朝平定叛贼，收复长安、洛阳，共患难。为什么现今抛弃旧友，帮助叛臣？郭子仪率几十名骑兵出城，面见回纥首领。回纥人都放下兵器下马跪拜，答应退兵，和唐朝像以前一样友好。

郭子仪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与叛军作战中度过，在 82 岁高龄才离开军队。唐代宗任命郭子仪为尚书令， 他坚决不受。 唐德宗继位后， 尊称郭子仪为 “尚父” 。郭子仪能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怀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妒，除了安邦的才能，郭子仪对国家的忠诚是根本原因。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国难面前，最能体现人才的作用。

唐元和十年（公元 815 年），皇帝下旨紧急征讨叛贼吴元济。

科举出仕的裴度，一心维护大唐的和平与安宁，他是坚定的主战派，被叛军派来的刺客刺伤，差点丢了性命，仍然毫不妥协。

朝廷多次讨伐吴元济也没有成效。大臣们害怕战争，争相请求停止讨伐，但裴度知道，叛军不除，大唐难以安定。他请求亲自督战，朝议之后皇帝使眼色示意裴度留下，问裴度：“卿果真能替朕出征吗？”裴度伏在地上流泪说：“我发誓和叛贼势不两立！”

朝廷立即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出征。裴度慰劳前方军士，宣讲朝廷的坚定意志，激励官兵勇气。当时，各路军队都由宦官监军督阵，他们常擅自决定军队进退。裴度到行营后，奏请朝廷将所有的监军宦官一并撤掉，兵权由主将掌握，号令统一，士气倍增。

不久，唐将李愬雪夜攻入蔡州，活捉了吴元济。接到报告后，裴度立即派人进入蔡州城。第二天，他手持朝廷的节杖进入蔡州，稳定那里的百姓，下令除了盗贼、 致人死命者依法惩处， 对于投降的万余名士兵全部免于治罪。 不管白天黑夜，人们可以自由往来，老百姓感受到天下太平带来的生活乐趣。

裴度用蔡州投降的士兵担任身边侍从，有人对他说：“这些人的内心还在犹豫不定，不可不防啊。”裴度自信地大笑说：“我现在是彰义军节度使了，既然已经捉住了元凶，那么这里的百姓也是朝廷的百姓了。”

裴度心怀百姓，报效国家，他的话让身边的官吏和蔡州百姓听了感动流泪。如果官吏们都有这样的家国之心，那么国家的兴盛不言而喻。

唐朝时期，科举制在不断地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此后 1000 多年间主要的人才选拔机制。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唐朝周边不少国家被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所吸引，纷纷模仿。越南就是其中一个，它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每隔一定时间便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同时，派人员来中国学习，甚至有越南学子还考中了唐朝进士。

中国的科举制度曾对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17、18 世纪来华的许多欧洲传教士，就像发现了文化上的“新大陆”一样，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大为惊叹，称羡不已。因为他们的国家虽然刚刚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有着新兴的科学和繁荣的文学艺术，却没有理想的官吏选拔制度。于是传教士们纷纷向本国介绍和推荐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这引起了英国著名学者、因发表《国富论》而名重一时的亚当·斯密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学说代表人物边沁等人的关注。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启示下，从 18 世纪末开始，欧洲国家陆续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实行了文官考试制度。有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在制度文明领域中， 对西方和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是堪与物质领域中的 “四大发明”相媲美的创造。 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 科举制度可称为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  

遍访欧美、致力于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此感受更深，他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结语：回望初唐，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正是因为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选人用人制度，凝聚了全国人才的拳拳报国之心，唐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才出现了人才辈出、群贤毕至的景象，即使在后来的国家危难之际也有栋梁之材扶危匡正。

相对科学高效的用人制度，为社会各阶层流动和人才上升打开了通道，引导唐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发展，为盛唐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初唐的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和不断完备的科举制度，为唐朝的兴盛量身打造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不仅开启了从乱到治的大门，更开辟了一条通往盛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