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取士兴国•贞观精神

核心提示:回望初唐,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正是因为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选人用人制度,凝聚了全国人才的拳拳报国之心,唐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才出现了人才辈出、群贤毕至的景象,即使在后来的国家危难之际也有栋梁之材扶危匡正。

【编者按】13000年前,我们的先民怎样战胜了末日危机?西晋的腐败奢靡到了怎样让人瞠目的程度?一面诡异的镜子为何成为宋代以文立国的起点?一本失传已久的明代奇书怎样回归祖国?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你都可以在让人耳目一新的的正史通俗读物——《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中找到答案。值此建党95周年之际,经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出版社授权,宣讲家网自7月1日起连载《中国故事:中华文明五千年》,以飨读者。

贞观精神

导读:科举制度不仅打通了国家招纳人才的通道,也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实现梦想的舞台,成就了盛唐的辉煌。科举制度从对世界制度文明的影响来说,堪称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在裁减冗官滥职的同时,唐太宗在寻找补充官员队伍新鲜血液的途径。他不满足于一个个地去发现,而是把目光投到了制度层面。

隋朝之前,官员选拔制度以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为主,察举制注重的是道德水准,而九品中正制强调的是人的家世背景,结果能够被选拔成为官员的都是豪门世族的子弟,所以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寒门子弟要想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真是比登天还难。

为了打破这一禁锢,隋文帝在开皇年间创立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到隋炀帝大业年间有了进一步发展。而到了唐太宗时期,科举制迎来了全面开花的局面。

唐太宗大力推行这种考试制度,参与考试的人,无关乎出身和门第,即便是最贫穷人家的孩子,都有报考的资格。在这场公平竞争中,只有才能学识才是评判高下的主要标准。

唐朝的寒门学子们可以通过“投牒自举”的方式到州县报名,收到学子们的报名材料后,地方官员必须接纳并进行简单的资格考核,不然的话,就算是渎职,而这一切背后,其实有很严格的法律政策在推动。唐朝法律规定,地方官员对于本地的人才有主动推荐的义务,对于那些有才华能力的人,地方官员如果故意隐藏不给予推荐,隐藏一个判一年徒刑,隐藏 2 个就判 2 年徒刑,最高可以判 3 年徒刑。

在经过州县的选拔性资格考试后,这些学子们要汇集到京城长安,来参加尚书省主持的省试。

公元 627 年正月,一场紧张的进士科考试即将开始。

上官仪,陕州人。19 岁的他一大早起床梳洗完毕后,匆匆赶往设在长安尚书省都堂的考场,到达考场时,门口已经挤满了人,有将近 800 名的学子参加了这次考试。

学子们的包裹里面塞得鼓鼓囊囊的,里面备有照明用的蜡烛、取暖用的木炭、饮食用的器皿、写字用的文具等。

考场外有严兵把守,考场内有荆棘围隔。

唐朝早期考试时间从早晨五六点太阳初升时开始,到下午六七点日落后结束。到了唐朝中期,考试时间有所变化,整个考试时间以 3 根木烛燃完为止,考生们可以从白天一早考到大半夜,时间大大延长。

唐代防止考生作弊的措施还不十分完善,因此考场上不时有作弊手段出现。据记载,最著名的“枪手”当数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他才思敏捷,成文极快,在考场上经常代人作赋和传递答案给多位考生。

很快,2 月放榜的日子到了,上官仪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榜单第三名,成为唐太宗贞观时代的第一批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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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 《慈恩寺雁塔唐贤题名帖》,宋拓本

这一天,在长安的慈恩寺雁塔下,一场隆重的庆祝仪式开始了,考中进士的举子们可以将自己的姓名题写在雁塔的墙壁上(图 10-6),这就是新科进士的殊荣“雁塔题名”,而落榜的学子们,只能羡慕不已,黯然神伤。

身为 “探花” 的上官仪按照惯例, 骑着马游遍长安名园, 采摘名花, 风光无限。“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快到 50 岁才考中进士的孟郊在诗句中描绘了这样的情景。而上官仪考中进士这一年,只有 19 岁。

为了避免因偶然的因素遗漏真正的人才, 朝廷允许并鼓励 “行卷” 和 “公荐” 。“行卷”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平时的诗文作品,写成卷轴,在考试之前送呈当时在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持考试的官员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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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 〔明〕郭诩《琵琶行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该画作是根据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琵琶行》诗意创作的写意人物画,表现白居易与歌女邂逅的情景。

唐代笔记小说里记载了这样一件逸闻:白居易在长安应考时,曾向著名文人顾况投递作品,请他推荐自己。顾况是当时的名人,找他推荐的人很多,而值得推荐的却很少。当他听到“白居易”这个名字后,若有所思,就打趣调侃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然而,当顾况打开白居易的诗卷,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一诗句时, 当即拍案叫绝, “有这样好的句子, 居天下有什么难呢?”于是他极力推荐,使白居易一举及第。(图 10-7)

上官仪无疑是学子中的幸运者,他很快被唐太宗召为弘文馆直学士。弘文馆精选天下文人儒士,他们在馆内轮流值班,随时和皇帝讨论政事,可以说是皇帝的“智囊团”。上官仪为何能得到这样的重用呢?谜底就是他在科举考试中的对策答卷《对用刑宽猛策》,文中阐述的“轻刑罚、重礼教”的司法理念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和重视。

上官仪在朝廷的重用下才华得到施展,后来官拜宰相,成为经由科举而成为宰相的名臣。

贞观初年的一个科举放榜的日子,唐太宗悄悄躲在端门的后面,只见新考取的进士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出来。唐太宗非常高兴,他对身边的内侍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这一幕折射出的正是人才通道打通后,带给帝王的欣喜若狂,以及带给国家的希望。科举充分展现了它的戏剧性甚至是传奇性,许许多多人生奇迹由此产生。不拘一格的取士制度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的功名心和事业心。

新旧《唐书》有传的 1383 名官员中,进士有 469 人,占总数的 34%;唐朝后期,进士出身者在宰相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高达 80% 以上,科举成为唐朝选人用人的主要渠道。

科举考试成功后,要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需要过最后一关,那就是通过吏部的“铨选”考试。这种考试又称为“释褐试”,就是脱去粗布衣服的考试。

吏部的“铨选”考察的是考生形貌是否端庄,说话是否口齿清楚,楷书写得是否工整,判词作得是否文理通达。考试合格者,被授予官职,一般都在八九品之间,他们就此迈进仕途的大门。

唐朝进士出身的学子,往往要经过很多年的基层锻炼,才能逐渐成长起来。

唐太宗卧室的屏风上,贴了许多纸条,上面写着全国地方官员的姓名。有大臣看到觉得很奇怪。原来,地方官员无论做了好事或坏事,唐太宗都会随时记在他们的名下,坐卧进出之际随时观看。这样,谁该被提拔,谁该被降职或罢免,就有了根据。

唐代的官员考核一般是每年举行一次,称为“小考”。也有在官员任期满后进行的考核,称为“大考”。

官员的考核标准分为“四善二十七最”。 “四善”指德义、清明、公平、勤奋,这是对各级官员官德的总要求; “二十七最” 是把各种官员按照职责分为二十七类,每类定出一个履行职责的最高标准。

因为皇帝认真,所以当时绝大多数官员都恪尽职守。贞观时期,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成为历史上最为清廉的时代之一。

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曾绘《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这个任务是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交给他的。唐太宗认定,画像上的这些人对于自己未来开创惊世伟业有着重要的意义,总有一天,这些画像会被拿出来供后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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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8 〔宋〕李公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局部)

(图中的二十四功臣分别是:长孙无忌、杜如晦、魏徵、尉迟恭、秦琼、房玄龄、虞世南、程知节、刘政会、李勣、李靖、长孙顺德、殷开山、屈突通、李孝恭、萧瑀、刘弘基、张亮、唐俭、段志玄、柴绍、侯君集、张公谨、高士廉。)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不仅组成了贞观名臣的豪华团队,每个人也都成为名垂青史的贤臣良将。这其中既有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从秦王时期就一直追随的老部下,也有魏徵、尉迟敬德这样从敌对阵营中挖掘的人才;既有长孙无忌这样皇亲国戚出身的将领,也有来自各少数民族的名将。(图 10-8)

在一个手艺高超的木匠眼中,即便是一堆凌乱堆放的木料,他也能很快判断出每一块木料的最佳用途。唐太宗正是这样一个“木匠”,他说:“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比网罗贤才更为困难的事情是让他们人尽其才,扬长避短,而唐太宗以艺术家般的用人才华做到了这一点。

唐朝的人才制度成为开启盛世的一把钥匙,这种君臣一体、齐心合力的盛况成为后世仰慕的“贞观精神”。

唐太宗后面的统治者们,对于科举制度都非常重视,这种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制度在坚守中不断发挥作用。

武则天时代,更多的宰相名臣从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栋梁,例如狄仁杰、张柬之等人,更难得的是,人才之间相互荐举提携,少有嫉妒排挤,形成一股治世兴国的合力。

狄仁杰当上宰相不久,一次,武则天拿出一个装满奏章的箱子给他看,狄仁杰看了之后,满脸羞愧,竟然说不出话来,平时恃才狂傲、言辞锋利的狄仁杰为何如此?

原来,狄仁杰被提拔为宰相,成为武则天的得力重臣后,有点看不起和他同朝为宰相的娄师德,认为他才能平庸,甚至经常嘲讽打击他。

有一天,散朝的时候,武则天留下狄仁杰,问他为何能够得到重用。狄仁杰回答是因为自己的文章出色外加品行端正。武则天却告诉他,他得到提拔全靠有人大力推荐。

狄仁杰连连追问是谁,于是武则天拿出了一个箱子,里面是 10 多张举荐狄仁杰的奏折,写奏章的人正是他一直轻蔑的娄师德。

狄仁杰顿感无地自容,娄师德不但不居功自傲,还一直默默承受冷嘲热讽而不做任何解释。这件事让狄仁杰深深反思自己狂傲自大不能容人的缺点。此后,他学娄师德做“伯乐”,为朝廷推荐了不少“千里马”。

武则天为防止国民在盛唐的安逸中忘记战争,疏于训练,于公元 702 年开设武科举,除步射、马射、马枪之外,把“翘关”、负重、身材等内容加入武科考试的科目之中。

“关”原本是城门的门栓。这时举的“关”不再是真正的城门门栓,而是为考试特制的圆木。这种圆木有一丈七尺长,相当于 5.7 米左右,直径三寸半,相当于 11.7 厘米左右,合格的标准是手持“关”的一端,共举 10 次。这个标准,即便对今天的专业运动员来说也不是能轻松完成的。

公元 713 年,唐朝在制科方面进一步完善选拔机制,相继设立了“武足安边科”“智谋将帅科”等,武科考试注重选拔兼具文韬武略的战略人才。

郭子仪祖籍山西汾阳,他的父亲郭敬之历任四州刺史。当时的官宦子弟大多贪图享乐。 而郭子仪则喜爱读书, 尤其是兵书, 读书累了, 他就到院子里练习武功。

当时,唐朝边疆形势严峻,经常发生战事,郭子仪决心练习武艺,保卫国家。公元 716 年,19 岁的郭子仪参加武举考试,在考试中出类拔萃,顺利成为当年武举人。

因战功卓著, 郭子仪连获提拔。 公元754年, 郭子仪成为节度使, 一年后, “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危亡之际,郭子仪脱颖而出,他 3 次大败叛将史思明,迅速扭转了朝廷军队的被动局面。

郭子仪效忠国家赢得了很高的威望,甚至影响到边疆地区。公元 765 年,回纥兵帮助吐蕃叛军对抗唐朝。郭子仪派人质问回纥:过去你们不远万里,帮助唐朝平定叛贼,收复长安、洛阳,共患难。为什么现今抛弃旧友,帮助叛臣?郭子仪率几十名骑兵出城,面见回纥首领。回纥人都放下兵器下马跪拜,答应退兵,和唐朝像以前一样友好。

郭子仪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与叛军作战中度过,在 82 岁高龄才离开军队。唐代宗任命郭子仪为尚书令, 他坚决不受。 唐德宗继位后, 尊称郭子仪为 “尚父” 。郭子仪能做到功盖天下而主不怀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妒,除了安邦的才能,郭子仪对国家的忠诚是根本原因。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国难面前,最能体现人才的作用。

唐元和十年(公元 815 年),皇帝下旨紧急征讨叛贼吴元济。

科举出仕的裴度,一心维护大唐的和平与安宁,他是坚定的主战派,被叛军派来的刺客刺伤,差点丢了性命,仍然毫不妥协。

朝廷多次讨伐吴元济也没有成效。大臣们害怕战争,争相请求停止讨伐,但裴度知道,叛军不除,大唐难以安定。他请求亲自督战,朝议之后皇帝使眼色示意裴度留下,问裴度:“卿果真能替朕出征吗?”裴度伏在地上流泪说:“我发誓和叛贼势不两立!”

朝廷立即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彰义军节度、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出征。裴度慰劳前方军士,宣讲朝廷的坚定意志,激励官兵勇气。当时,各路军队都由宦官监军督阵,他们常擅自决定军队进退。裴度到行营后,奏请朝廷将所有的监军宦官一并撤掉,兵权由主将掌握,号令统一,士气倍增。

不久,唐将李愬雪夜攻入蔡州,活捉了吴元济。接到报告后,裴度立即派人进入蔡州城。第二天,他手持朝廷的节杖进入蔡州,稳定那里的百姓,下令除了盗贼、 致人死命者依法惩处, 对于投降的万余名士兵全部免于治罪。 不管白天黑夜,人们可以自由往来,老百姓感受到天下太平带来的生活乐趣。

裴度用蔡州投降的士兵担任身边侍从,有人对他说:“这些人的内心还在犹豫不定,不可不防啊。”裴度自信地大笑说:“我现在是彰义军节度使了,既然已经捉住了元凶,那么这里的百姓也是朝廷的百姓了。”

裴度心怀百姓,报效国家,他的话让身边的官吏和蔡州百姓听了感动流泪。如果官吏们都有这样的家国之心,那么国家的兴盛不言而喻。

唐朝时期,科举制在不断地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此后 1000 多年间主要的人才选拔机制。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唐朝周边不少国家被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方法所吸引,纷纷模仿。越南就是其中一个,它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每隔一定时间便举行一次科举考试。同时,派人员来中国学习,甚至有越南学子还考中了唐朝进士。

中国的科举制度曾对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

17、18 世纪来华的许多欧洲传教士,就像发现了文化上的“新大陆”一样,对中国的科举制度大为惊叹,称羡不已。因为他们的国家虽然刚刚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有着新兴的科学和繁荣的文学艺术,却没有理想的官吏选拔制度。于是传教士们纷纷向本国介绍和推荐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即科举制度,这引起了英国著名学者、因发表《国富论》而名重一时的亚当·斯密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学说代表人物边沁等人的关注。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启示下,从 18 世纪末开始,欧洲国家陆续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实行了文官考试制度。有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在制度文明领域中, 对西方和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 是堪与物质领域中的 “四大发明”相媲美的创造。 从对世界文明的影响来说, 科举制度可称为 “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  

遍访欧美、致力于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对此感受更深,他说:“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结语:回望初唐,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正是因为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选人用人制度,凝聚了全国人才的拳拳报国之心,唐王朝在短短的几十年内,才出现了人才辈出、群贤毕至的景象,即使在后来的国家危难之际也有栋梁之材扶危匡正。

相对科学高效的用人制度,为社会各阶层流动和人才上升打开了通道,引导唐朝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发展,为盛唐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初唐的统治者对人才的重视和不断完备的科举制度,为唐朝的兴盛量身打造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不仅开启了从乱到治的大门,更开辟了一条通往盛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