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弱势增长 期待从杭州再出发（2）

发达国家转嫁危机拖累全球

世界经济疲不能兴，根子还在于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问题，且其惯于转嫁危机，拖累、拖低全球增长。发达国家经济“表不壮里也不壮”，增长数字不好看，实际上是“里子”出了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在美国首先爆发，不是偶然的。仅以美国中产阶级群体规模不断缩小为例，美国中等收入家庭定义为“收入是所有美国家庭收入中值的67%至200%的家庭”。在1971年到2015年的40多年间，美国中产阶级的空心化一直在推进。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国人的比例已从1971年的61%降至2015年的49.4%。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政府数据的分析显示，截至2015年初，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成年人数量为1.208亿人，而生活在更低和更高收入家庭的美国人的数量达1.213亿人，这一重大转变“可能标志着一个临界点”。

经济荣景不在，就会寻找替罪羊，发达国家内部矛盾明显上升。日本《经济学人》今年3月首次以“美国大失速”为专题发表系列文章，直接唱衰美国经济；同样，美国学者和舆论多数则认为“安倍经济学”破产；英国“脱欧”直接引发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性争论，冲击效应正持续增大。

西方国家也普遍低估、错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性影响，应对失误、失灵、失信，致世界经济复苏遭遇“八年之困”，增长前景黯淡，可以说难脱其责，难辞其咎。

判断失误：8年来，美欧明显低估了危机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深度以及危机形式变化的复杂性。金砖国家2009年尚未遭危机效应延宕冲击，经济仍呈增长之势，受此鼓舞，美欧和国际金融机构纷纷认为金融危机将很快在两到三年内就会平复，世界经济将恢复强劲增长；美联储也一度认为首轮量宽就足以支撑美经济回归正常增长轨道。

手段失灵：作为危机策源地的美欧国家偏好短期应对手段，不断施以惯用的货币政策工具刺激，形成新的金融市场风险。美欧日倚重金融优势，转嫁危机盘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美式量宽虽然避免了重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但本质上是金融“放水”向外转嫁风险，顾忌自身“短痛”，却引发世界“长痛”。一方面，美、欧、日滥发货币，由别国“兑现”“买单”，轻易攫取发展中国家经济收益。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2009年以来美欧日等央行“创造”约12万亿美元资产，负面溢出效应突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压低长期利率，吸收廉价资本，又通过热钱等形式重新流入新兴经济体，引发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持续动荡。

政府失信：危机后，美欧政府借金融救助，大力扶持垄断资本集团，政府债务持续攀升，美丧失AAA主权信用评级，英法德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均趋于负面。金融危机引发贫富差距扩大，民众对政府不满显著上升，美欧不仅“金融量宽”贻害世界，“民主量宽”也显现恶果，中东先有“颜色革命”，近有较大规模难民潮，加之恐袭频现，拖累世界经济进入非周期性因素影响增大的高发期。

为尽快复苏，主要发达国家频繁推出刺激经济的政策，常规、非常规的，一致、不一致的，同步、不同步的，几乎试尽、用尽，但无一取得明显的拉动效果，终致政府无力，民众无感，前景不明，连带新兴经济体增长从高位回落，世界经济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因此，杭州G20峰会如何鼓舞信心、指明方向并拿出切实之策，无疑令全球瞩目、期待。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