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真相是什么？（2）

“修昔底德陷阱”从何而来

既然“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修昔底德之意，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来自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艾利森，他曾担任过美国国防部长特别顾问，与美国政府过从甚密，同时也是哈佛大学教授。他为了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特意把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将军兼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请出来为自己助威，杜撰了一个“修昔底德陷阱”。为了证明“陷阱”的存在，他煞费一番苦心旁征博引：据他说，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而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就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国英国，从而引发了世界灾难，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一样，导致整个希腊世界受到重创。

如此一来，“陷阱”理论的弦外之音就很清楚了：既然艾利森是为中美关系定位，那么，中国挑战了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要准备打仗。显然，此人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那是说不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既没有现代统计学，又没有GDP之类的数据，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我们只知道古代希腊世界有几百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斯巴达与雅典居民人口数量相仿。但雅典以工商业为主，斯巴达基本上是农业经济，以财富论，工商业应该比农业更富裕。另一方面，雅典的公民人数远多于斯巴达——在古希腊，只有公民才有资格上战场，所以雅典的军事潜力应该大于斯巴达。雅典的富裕使它拥有一支海军，而斯巴达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这些情况都说明：将斯巴达定义为现存霸权国家，而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可能与事实并不相符。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斯巴达则比较谨慎，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修昔底德就是这么说的。

“陷阱”理论在西方走红的弦外之音

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于是发动战争。在雅典和斯巴达的这个案例中，“陷阱”理论显然站在所谓的“新崛起国家”雅典一边，指责“现存国家”斯巴达。不过让人迷惑不解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指责的对象却是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乍看起来出现了逻辑混乱，因为依照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范式，英国应该是战争的责任方，是英国这个“现存国家”对德国的“崛起”感到恐惧，才会导致大战。

然而恰恰是在这个貌似混乱的逻辑后面，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可是，正是在这里，一阵阴沉的弦外之音隐隐可闻：“陷阱”理论在最近几年突然走红，因为它预测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按西方的逻辑，中美是价值观完全相反的两个国家，拿“陷阱”的思维去定位，它想说什么其实已经昭然若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