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地里的追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长征出发地里的追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摘要: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傍晚,中央苏区、中央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征程。

于都为县,位于赣南;贡江(在于都境内称于都河)澹澹,穿城而过。

今年4月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里,第一次看到各界人士冒雨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前献花,虽然当时碑前地面还在整修,但自己还是感动万分。

站在于都河畔,生与死、聚与散,历史的场景扑面而来。我仿佛听见红军将士们由远而近的铿锵脚步……当时,也许谁也没有想到,渡过这条河,一去就是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路;也许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路,将要面对那么多艰难险阻、那么多生离死别!

为了弘扬长征精神、缅怀先辈伟绩,2009年,于都县委、县政府投资近千万元对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进行改造扩建,兴建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8月,记者再次来到于都,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里追思无数革命先辈们的动人事迹。

于都河会刻骨铭心记住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会议部署“铁桶计划”,确定以瑞金为最终目标,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一举歼灭中央红军。

蒋介石打下如意算盘,但其军事计划却被与会的一位老同盟会员泄露给部下项与年,后者是中共地下党员。

项与年连夜用特种药水把情报写在学生词典上,火速赶往瑞金。但靠近红都的沿途已经布满国民党的哨卡、铁丝网、碉堡。情急之下,项与年用石头敲碎自己的4颗牙,打扮得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把情报藏在污秽不堪的讨米袋里,终于混过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10月7日,打扮成叫花子的项与年到达瑞金沙洲坝,这份改变红军命运的绝密情报交到党中央手里。

1934年10月17日至20日傍晚,中央苏区、中央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从于都梓山乡的山峰坝,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的孟口、鲤鱼、石尾、渔翁埠等8个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征程。

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张小平介绍,当时于都河上没有桥,而河面最宽的地方达600米,水深1至3米,流速也非常快,成为红军长征跨越的第一道天险,只有3处渡口适合趟水过河。为了保证大部队安全、快速渡河,当时红军决定临时征调民船作为桥墩,然后在上面铺设木板,在5个渡口搭建浮桥。

有位渔工想出一个好办法,让每个民船船头上挂一个马灯,夜里就能排成一列,过河效率大大提高。这个渡河细节,许多老人至今还记得。

长征出发时,国民党的军队已逼近于都。空中,不时飞过国民党的飞机。为躲避敌机侦察,军民们每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不留任何痕迹。5个渡口的浮桥反复拆搭有15次之多。

架桥过程中,听说红军缺木料,沿岸的许多百姓义无反顾地把自家的床铺、门板和瓜棚拆卸下来,送到架桥现场。“有位姓曾的大爷,甚至把百年归老的棺木也捐出来了。”每当讲起这段历史,张小平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那时的于都县城,真是‘夜不闭户’啊!”

曾大爷的故事流传了下来,而曾大爷和他的后人已无从找寻。

“于都河畔送红军,长忆军民鱼水情。”当时于都百姓倾其所有,他们出动了上万劳力和800多条船只。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记者看到了搭浮桥用的门板,还有被单、草鞋、箩筐、藤篮、锅碗、渔船……这些风华岁月中无数英烈用过的遗物,一样样都饱含着感人肺腑的革命故事,一件件都带着令人动容的红色记忆。走近这些文物,仿佛走进那段历史,走进那段往事……

30万人保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于都河畔,人山人海。数以万计的男女老少伫立在各个渡口,为红军送行。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的杨得志后来回忆道:“深夜,秋风吹动着残枝败叶,吹动着一泻千里的于都河,吹动着身着单衣的指战员们。寒气很重了,我们回首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不禁有股暖融融的感觉。”赶到于都河边为红军送行的群众中,除了满脸稚气、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老表们拉着红军战士的手,重复着一句极简单的话:“盼着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

在于都县城濂溪路北门1号,矗立着一座老建筑——赣南省苏维埃政府驻地、长征前夕毛泽东同志旧居。于都县委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从于都出发之前集结时,毛泽东就住在这里。旧居里居然只陈列少量照片,但从这些珍贵照片依然可以解读出“长征从于都出发”的密码。

从1934年10月7日起,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先后下达命令,要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陆续移交防务,秘密、隐蔽撤离战场,与中央第一野战纵队(又称“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又称“红章”纵队)一起到于都集结。

10月中旬,中革军委颁布命令,将中央党政军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0日傍晚,第一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梅坑、田心圩、九堡和会昌的石门圩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九堡、云石山出发,向于都境内开进。13日,两个纵队先后到达于都的岭背、禾溪埠、古田一带集结休整。

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然后安全顺利地跨过“长征第一渡”。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国民党谍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蒋介石连一点音讯都没有得到,以至1个月后才发现红军转移了。

82年前,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被今天的党史研究者赞为奇迹。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很难想象30万人可以守住一个共同的秘密。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撤离中央苏区后,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人奉命组成苏区中央分局。1935年2月下旬,中央苏区全部丧失。面对强敌的重重包围,留下来的红军化整为零,分成九路从于都禾丰地区突围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围追堵截和疯狂屠杀。瞿秋白、何叔衡、贺昌、李才莲、毛泽覃、古柏、刘伯坚、梁柏台、周以栗、杨英、李天柱……一大批党的高级干部在突围中英勇牺牲,有的下落不明……

红军走后,于都百姓还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安置留在于都的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红军和苏区人民、于都人民是一体的,可以说是钢板一块!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张少华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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