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出发地里的追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2）

船橹和发电机的故事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展览的物品，每一件背后都有着激励人心、催人泪下的故事。

这里有一双至今保存完好的绣球草鞋，那是红军谢志坚的未婚妻为他编的，谢志坚不舍得穿，胜利后拿着草鞋回乡却发现未婚妻当年已被杀害。

这里有一口带着枪眼的大铁锅，那是长征期间红军的行军锅，经历过枪林弹雨。

1934年10月17日，李声仁也加入到支援红军的行列中。“当时，他（李声仁）正在于都河鲤鱼潭渡口捕鱼。这时，几名红军官兵在岸上高喊，让他把船撑到岸边。原来，当晚有大部队要过河，想请渔民帮忙。”李明荣说，“父亲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立刻动员其他船老板帮忙。”

不久，李声仁就召集了20多条渔船会合。大船每次坐10人，小船5人，一趟又一趟渡过600米宽的于都河。茫茫夜色中，竹篙、船橹划开水面，将几百名红军送上长征路。10月18日晚，在另一处渡口，又是一个整夜，李声仁他们再次重复了前一夜的行动。

分别时，红军给帮助他们的船队留下20块大洋、一些大米，还有感谢：“谢谢你们！我们还会回来的，不会忘记你们渔民兄弟！”

两天后，红军主力全部离开了于都，李声仁也离开了。为了躲避国民党报复，他们一家在外飘泊15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回到家乡。

如今，当年李声仁用过的船橹和船上用的马灯，摆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和当地群众自发捐献的文物一起，静听不远处于都河的水声。

纪念馆里还记载了一位老红军谢宝金的故事，他曾背着68公斤的发电机，跟着队伍走完长征全程，将这部重要的机器送到延安。

谢宝金的侄子谢林贵向记者介绍，他的伯父人高马大，很有力气。参加红军后，被选到中革军委情报部技术股工作，主要任务就是和战友一起管理军委发报用的发电机。

红军转移前夕，一位首长对谢宝金说：“这些设备是中革军委的‘耳朵’和‘眼睛’，你要确保万无一失。”谢宝金记住了这句话，把发电机当做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起来，爬雪山，过雪地，经过千难万险将它背到了延安，完成了任务。

战争胜利后，谢宝金回到于都，从事废品收购工作。1976年，谢林贵带着伯父谢宝金去北京看病，参观博物馆时看到一台机器，当时78岁的伯父浑身颤抖，蹲下去不断摸着机器，流着眼泪。“我以为伯父是身体不舒服，讲解员过来说这是文物不能摸，我伯父激动地大哭，说：小姑娘，你知道这个机器是做什么用的吗？当年是我把它一路背到延安的。”解说员听到这件事，立马搬了一把椅子让伯父坐下，“伯父说看到发电机，战友牺牲的一幕幕全浮现在眼前，他忍不住大哭。”他一直告诫后代要努力读书，“现在家里的小孩都是大学毕业，伯父应该很欣慰。” 谢林贵说。

于都人民真好

别了，于都河！别了，曾经用鲜血捍卫过的红土地！时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治委员的杨成武将军，后来这样写道：“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忘怀的场面。”

“红旗猎猎，战马嘶鸣，整齐的队伍站在河对面的草坪上，源源不断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汇拢来。他们扶老携幼，来到于都河畔。乡亲们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塞到我们手里，有的把一把把炒熟的豆子放到我们的口袋里。有的拉住我们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呜呜’地哭起来。”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队伍出发了，红军将士一队一队地向于都河畔进发，“马声、担子声、刺刀摩擦声、步伐声、歌声，互相错杂着。”

于都河边，男女老幼手捧草鞋、食物、银钱，向他们的亲人道别。

送别的人群中，就有丁张发。他和母亲拿着早已备好的5双草鞋、一大包番薯干，早早地从离于都河不远的贡江镇古田村来到河边，试图在红军队伍里找到久别的父亲。一队又一队的红军过去了，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没有见到那久别的身影。最后，他的母亲把草鞋和番薯干送给了5名红军战士。事后，丁张发才知道，他的父亲早已在红军长征前就牺牲在兴国。

每次讲解这段历史，纪念园讲解员肖婷婷都要提及这样一些故事：为了帮助红军渡河，沿岸百姓拿出家里的门板、木料，甚至有老人把自己的寿材都送到红军手上；为了给红军供应充足的口粮，当地群众四五个人守着一个土垄（当地用于给稻谷去壳的设备），日夜不停地加工粮食，保持“人停垄不停”……当时周恩来曾动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

据研究者统计，仅在红军长征出发前的1934年5月至8月，于都人就献出粮食79390石。“在当时，这相当于于都全县30万人3年的口粮。”张小平说。

长征前，于都人积极响应党中央“扩大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踊跃参军参战。1.6万多名于都儿女参加了长征，为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提供了人员保障。

据统计，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于都参加红军人数达6770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1／4强，其中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多达1.63万人。

当地苏维埃政府还组织近万名民工随军出征，为长征出发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他们，多数牺牲在长征途中。

依依惜别，于都人相信，亲人还会归来。但战争的残酷超乎想象，跨过于都河的于都子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只剩277人。

高大的纪念碑正对着的，就是长征源小学。周末，学校“红娃乐队”的学生正在训练，几十人身穿红军服、头戴八角帽，情绪饱满地吹奏《十送红军》。时而高亢、激越，时而凄婉、忧伤的曲调，将我们带回82年前红军渡河长征的悲壮场景。

听曲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