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海：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及其当代意义（2）

二、马克思恩格斯中国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的总看法，其中包括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包括关于中国的历史、19世纪国情、社会性质、中外关系、未来走向的分析论述，还包括关于鸦片战争以及相关的文明转型、殖民主义、西方新闻报刊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科学判断。

（一）关于研究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9世纪中叶及其前后，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人不少，但多数人对中国特别是对鸦片战争等重大问题持有偏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侵略者立场上，要么站在自己利益立场上，包括站在狭隘民族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上，持着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则始终站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同时，他们有着科学的唯物史观作指导，特别是运用了“世界历史”分析方法，因而，能够对中国有关问题做出科学的阐述。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9世纪中叶的中国问题与世界面临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在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开宗明义，引用黑格尔“两极相联”的辩证观点，开始了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当然，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简单照搬，而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所引发的中国革命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18、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开始了，因为经济发展的世界市场化，使得各民族在经济上联成一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落后国家不得不被迫卷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世界潮流之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下，“天朝帝国万事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4]。而西方资本主义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内在固有的矛盾也暴露出来，这就是对内残酷剥削工人，对外血腥开辟殖民地、掠夺殖民地人民的财富。这必然要引发国内矛盾以及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人口最多（约3亿，占世界人口总量的约1/3）、经济体量较大的国家，必然要随之产生内外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矛盾。而由这些矛盾引发的中国革命也必然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后来列宁、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完全一致的，即中国革命，特别是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还运用“世界历史”分析方法，预见到太平洋经济中心时代的到来，主张把中国放在这种世界格局转变中来看待。马克思是一位严谨科学的理论家，他反对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认为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增加，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正像古代和中世纪地中海是中心，到18、19世纪大西洋是中心一样，随着美洲和亚洲航线的增多，太平洋两岸将会成为世界经济新的中心，包括美国的旧金山、中国的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的悉尼，都会变成人口稠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的地区。“那时，太平洋就会像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而大西洋的地位将要下降，而像现在的地中海那样只起一个内海的作用”。[5]马克思的预言今天已经变成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绝非纯粹的科学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们的价值观是追求人民幸福、人类解放，而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利益观或狭隘民族主义。他们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为维护其利益和尊严而奔走呼号。他们歌颂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英雄气概，也褒扬中国政府中一些正直官员面对侵略者的正义抗争，而贬斥、揭露侵略者的言论和行径。一句话，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历史的标准和道德的标准，亦即科学标准和人文价值标准来评价历史事件的。他们是真正的历史代言人、正义伸张者。因此，他们能够对有关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科学公正的历史评价、法律评价和道德评价。

（二） 关于中国的历史、当时国情和未来走向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曾经给予人类文明发展以巨大贡献。马克思高度赞扬中国古代技术发明对世界的影响：“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6]恩格斯也说，“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具有光辉历史意义”[7]。恩格斯还说，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在7世纪传到阿拉伯人那里，在9世纪输入意大利[8]。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述过中国在许多方面的发明，如发明了火炮、纸币、算盘、茶叶、丝织品、养蚕业等。[9]所有这些，都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明的进程，甚至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例如，从18世纪开始，英国人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不仅如此，中国人口一直占据世界之首，经济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9世纪初期，中国还是白银大国。马克思说，“从17世纪初起，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对欧洲和美洲的金银市场一直起着重要的影响。”[10]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落伍，特别是进入19世纪后，中国国力逐渐下降。从1931年开始，欧洲对亚洲的贸易顺差出现。马克思这样写道，“对亚洲的输入在1697年不到英国出口总额的1/52，而1822年已经达到约1/14，1830年达到1/9，1842年达到1/5强”。“在1842年，现代贸易史上第一次真的发生了白银大量从亚洲运往欧洲的事情。”[11]

中国之所以衰落，直接原因是英国等西方列强的入侵。马克思指出，“英国的仁慈强迫中国进行正式的鸦片贸易，用大炮轰倒了中国的围墙，以武力打开了天朝帝国同尘世往来的大门，金属货币流通才发生这样一个明显突出的转折。”[12]

然而，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没有跟上时代潮流。16世纪以后，西方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从农业经济逐步转变为工业经济，从民族性的封闭发展逐步转变为世界性的开放发展，从封建社会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一句话，从古代文明逐步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从而，人类社会的结构乃至整个世界格局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农村逐步从属于城市、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农业文明的国家逐步从属于工业文明国家、东方逐步从属于西方。[13]

中国社会则由于闭关自守而停滞不前。马克思说，“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14]中国就像一块古代社会的活化石，社会基础长期停滞不动。经济上，中国一直是自然经济，正如马克思所说，妨碍与世界经济交往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5]尽管到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贸易大国，但由于经济结构落后，最终必然被先进的工业经济所打垮。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经济抵触新的工业经济，而且“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6]政治上，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而“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而维系“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就是“家长制权威”。[17]与这样的经济和政治相一致，在精神文化方面，中国的皇帝及其周围的大官们常常“墨守成规”、“安于现状”；而中国百姓常常保守落后、性情柔弱、过于节俭，宁愿库藏金银也不愿购买国外新产品。因此，中国这个东方古国已经成为“腐朽的”、“半文明”的国家，统治者必然“丧失统治权”，而其人民也似乎必然要被西方的鸦片所麻醉，然后才能“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18]

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中国不得不被卷进西方领导的工业文明中来，使得传统社会解体。[19]西方列强不仅实施炮舰政策使得中国割地赔款，用廉价商品占领中国市场，还对中国官员加以贿赂，进行非法鸦片贸易，毒害中国人民的肉体和精神。于是，造成了中国的金银外流、财政减少、行政机关腐化以及对百姓的税收增加等。马克思说，“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结果必然是传统社会解体。[20]

英国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造成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造成巨大的、令人吃惊的破坏，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不仅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破坏了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文化；另一方面，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并迫使中国人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打破全盘排外意识，接受新的思想，使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最后必然引起人民革命，摧毁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新世界。马克思在论述英国侵略印度的结果时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1]。英国等侵略中国的结果也是如此。恩格斯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基础，而1894年的中日战争则造成“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完全崩溃。[22]

中国革命的动力最终来自于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对当时已经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它不仅会动摇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甚至会引发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23]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看到了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局限性。例如，太平军具有宗教色彩，不知道自己的真正使命，而只想改朝换代；只知道破化，不知道建设；只会勇敢战斗，而害怕群众；军纪不严，招收流氓无产者参军，采用引起恐惧战术，给人以凶神恶煞的印象等。这些都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24]但他们认为，中国人民的觉悟会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恩格斯分析道，1840-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民众还“保持平静”，对战争漠不关心，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反抗外敌的情绪就空前高涨，“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25]。

中国社会的前途怎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中国随着引进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包括铁路、轮船、电报等新的交通联络工具，旧的文明即“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将被消灭，新的工业文明将建立起来。恩格斯说，“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26]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随着中国的发展，贫富两级分化现象将出现，人们将要求重新分配财产，甚至要求消灭私有制。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将出现，且将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说，“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 他们甚至给出了新中国的名字即“中华共和国”。[27]

马克思恩格斯还预见到，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恩格斯说，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28]中国的工业化将会产生大量过剩人口，形成中国向国外的移民潮，并影响世界的劳动力市场，从而加速西方革命的步伐，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这样，“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29]。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期望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