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些参加过长征的开国元勋也当过老师

毛泽东

青年毛泽东

1920年6月，湖南五四运动风潮之下的“驱张运动”告一段落。作为运动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开始担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一师”)的校长。三个月后，他即聘请曾为“驱张运动”奔走效力的毛泽东担任“一师”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过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知道，毛泽东是一名优秀的学生。三年前“一师”举办“人物互选”活动，毛泽东在全校34名当选者中名列榜首，他当选的项目包括“敦品”“自治”“胆识”“文学”“才具”“言语”六项。其中“言语”和“敦品”两项票数第一，“胆识”项得票为他所独有。易先生也知道，毛泽东是一位优秀的学生活动组织者。在1917年下学期，毛泽东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他心很细，创立了“纪事录”制度；他胆子大，当年遇到兵灾，果敢地组织起学生自愿军保卫学校，并且靠着几杆枪就机智地震服了一支3000人之多的溃军；毛泽东坚持办夜学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会和学校鸿沟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毕业之前，附近工厂的工人都知道“一师”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还知道，“一师”附小的学生是熟悉毛泽东的，五四运动中毛泽东组织学生分赴城乡，开展爱国宣传活动，他在附小作演讲时不让大家叫他“老师”，而是叫他“老同学”，使大家感到格外亲切。学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优秀的小学老师;在大家中间有威信，又善于为大家服务，便能做一位优秀的小学主事。

做一名小学教师，并不脱离毛泽东的个人规划。1913年，毛泽东考入师范学校时，就有做教师的意愿，他曾向斯诺说起：“我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经决定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23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泽东从“一师”毕业那年，他在给罗学瓒的信中，建议新民学会的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发展：“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

其时的中国，学校是个新事物，是一个能形成文化认同并且上下左右联通的大系统，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泽东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学校，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发展团体，巩固社会改进事业的根基。至于毛泽东个人暂不考虑留学而专心在国内发展的决定，则是在任主事前六个月作出的。他认为给世界作贡献亦离不开中国这片土地，“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毛泽东早期文稿》，428页）。那么，毛泽东打算做多长时间的老师呢？他对以教育为职业是作了长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际，他填写《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时，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目下填写了“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目下填写了“教育事业”。

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已经是一位颇具见识的知识分子。他一年前主编的《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中一面鲜明有力的旗帜，受到了李大钊的称赞。他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四个月前还在上海与陈独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鼓舞。走进“一师”附小的毛泽东，有着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不主张朋友们“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是客观的道理，关于社会的“主义”本身即是一种“知识”，是启蒙过程中个人要学习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见。从此，匹夫之责要在“主义”中表达出来，“主义”之下的诸友人不应该一起遣散闲情，“主义”团结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毛泽东年谱》上卷，7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主义”通过学校可以成为众人的共识，这必定是毛泽东的想法。彼时的他已经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带着青年人特有的愿为社会和民众效力的志气、乐于践履实行的锐气、求通求变求上进的朝气来到“一师”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别开生面。

周恩来

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

其实，称得上中国共产党黄埔第一人的并不是周恩来，而是举荐周恩来的中共元老张申府。只不过，周恩来在政治工作方面要明显比他的前辈，一直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很难找准自己位置的张申府要强很多。没有孙中山便没有黄埔军校，但没有周恩来便没有那个独一无二的英才志士辈出的黄埔军校。可以这样说，政治工作是黄埔军校之魂，而周恩来是黄埔军校政治工作之魂。

1924年，国内的革命形势翻天覆地的变化着。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党需要大批的干部。收到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的推荐信，身在欧洲的周恩来复信表示愿意回来。1924年9月初，周恩来抵达广州，两个月后，继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翻开法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浪漫的法国人在战争面前总是显得软弱无力。对于他们来讲，失败是家常便饭，胜利反而是件极其稀罕的事。然而，我们同样不难发现，法国也有一段在欧洲所向披靡的历史，那便是拿破仑时期。作为历史的阅读者，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士兵心中开始有一股民族情感在激荡。他们终于明白他们是在为祖国而战。

军阀与革命者的区别也正在于此。军阀的战争没有目的，所以他们总在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很小的目的战争不息。作为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便很睿智的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告诉每一个学院员，你们是在为人民而战，于是他让每一个青年都变成了革命者。

周恩来认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他在1925年发表的《军队中政治工作》中说：“军队的组织更有重大的意义，这军队便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而在同年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他发表演说：真正的革命军是“为人民所用的军队”，“打战是为人民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战，彼等必不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能如此者非党军”。让士兵明白为何而战，为谁而战，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有了这样的信念，士兵的战斗信念与革命理想才不会动摇。周恩来紧紧抓住这一点，使黄埔军校学员的思想觉悟得到一个质的飞跃。

同时周恩来在黄埔学员中强化革命政党对军队有领导权的思想灌输。他说“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晓得革命军的使命”，“晓得时代政治”，“确实其革命观念”，“在革命进行中，一定要遵党的政策”。为加强革命军中革命党的建设，他制定一套有12项具体规定的严密制度，而这些规定，加强了革命党的建设，保证了党的领导，使党的理论方针能更好的贯彻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还从更细节的方面抓了黄埔军校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规定革命军要“守严格的纪律”，而且让学员明白，革命纪律应当是自觉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同时强调密切军民关系，反复宣传“军民一家”，“军民合作”的思想。他说：革命军，“若无人民的援助，乃不足负重大责任”，并主持编写了《爱民歌》。

徐向前

徐向前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朱德、彭德怀、徐向前等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元帅”从此天下闻名。人们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军人，可所有见过他的人又一致认定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人，常常用“教书先生”“小学校长”这样的词来戏称他。的确，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难使人与他所建立的丰功伟业联想到一起。然而，这种性格与职业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为元帅所独具的个人魅力之所在。

正如人们猜测的，徐向前还真曾做过教书先生。他1901年出生在山西五台县一个教师家庭，父亲徐懋淮是清末秀才，因为家境贫寒无力进一步求取功名，遂以教书为业。徐向前的哥哥聪明伶俐、嘴巴巧，备受父亲的赏识，老实木讷的徐向前只得被牺牲掉继续求学的机会，去做学徒。也许是上天有意安排这位未来的武将要从事一段教书生涯，1919年，失学四年后的徐向前考取了阎锡山开办的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五台县河边村川至附属小学任教，开始了“孩子王”的教书岁月。

当上教师我就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学生从小就理解这一点，长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亲以教书谋生的老路，要与他同行不同路。

——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

两年的师范学习生涯很快就结束了，赶在第二个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前，徐向前正式从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毕业。走出校门的那一刻，徐向前心里依然有些恋恋不舍。想当初刚走进来时，他身材瘦小，浑身乡土味，加上高小尚未毕业，对外界一无所知，很不受那些城里的同学待见。还好，徐向前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功课每期都是一流，如鱼得水；加上五四运动的洗礼，对思想有很大冲击，他再也不只热衷于读小说了，开始关心社会政治，阅读与政治形势有关的书刊，开阔了视野，他相信自己可以“应付”那些孩子们。徐向前很快就被分配到阳曲县的太原第四小学任教，重新踏进了校园。

徐向前所教的班是一年级，有30多名新生。这些娃娃来自不同门户，家庭情况不一，男生女生不同，年龄大小也不一致，智力不齐，性格各种各样，要把他们都教好有很多困难。“孩子们像田间的禾苗一样，小苗是很弱的，经不起强风和暴雨；然而，小苗又是有生命力的，它要在风雨中成长。这就需要教师精心培育，付出艰辛的劳动。在他们当中，说不定有未来的国家栋梁。”徐向前很快认识到，从学生到先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要开始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启蒙者的责任。

徐向前想把课教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30多个孩子，有的不来上课，他就跑到孩子家里去查问明白；有的孩子在课堂上生了病，他会抱起生病的学生将其送回家。有时，他不是按部就班地讲课，而是讲些励志的小故事，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而且多讲些课外的知识，拓宽学生狭隘的视野。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徐向前也讲得兴致盎然。孩子小，难免犯些小错误，对孩子们的错误缺点，徐向前从来不是简单地批评，而是细致耐心地讲道理，分析原因，启发学生。他清楚地记得师范学校老师的教导：“师范，师范，出去之后，一切得为人师表，对高小课程要会讲、会示范。”

转眼数月过去，学校放了寒假。徐向前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资办了年货，满心欢喜地回到了五台县老家。一家人欢欢喜喜过了新年，谁会想到，正在徐向前准备返校时，邮差送来一封信，他拆开一看惊呆了，竟然是太原四小校长署名的辞退信！真是晴天一声霹雳，徐向前被震得有些头晕，心里十分委屈：苦口婆心教学生，彬彬有礼对待校长和同事，从没得罪过任何人，没少上过一节课，怎么就落得这个下场呢？姐姐是急性子，说要找学校去，徐向前说：“什么讲理不讲理，人家就是不要你了。”

与徐向前村子一河之隔的河边村，有阎锡山创办的中学和附小，老父亲四处托人，给儿子在这所附小谋得了教职，教小学六年级。命运好像注定：这一生就要像父亲，教书的路走定了。从此，徐向前早起晚睡，备课认真，上课专心，生怕得罪了什么人再次失业。

他教书一向不喜照本宣科，喜欢讲点学生愿意听的故事。这期间，在他思想中，打倒军阀、改造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教学中，他常讲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会等历史故事，引导孩子们认识中国、认识社会。这些故事孩子们很愿意听，然而风声传到校长段葆藩的耳朵里，徐向前被叫去训话。徐向前认为学校无理，当面和校长争了几句，结果校长留下一句话：“你不好好教书就走吧！”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照顾对象的特点，要因人施教；军事、政治、文化教学既要按比例，又要相互结合；教学与实践相结合。

——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

徐向前连受两次打击，心冷了。他教书是有理想抱负的。五四运动以后，在先进思想影响下，他心里逐渐萌发了改造黑暗社会的念头。他暗暗下决心，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有用的人才，担负救国救民的重任。然而没有想到，学校却断了他的路。徐向前以为此生与学校和讲台生涯再也无缘了，却没想到后来竟走上了校长的岗位。

1943年初春的一天，已是著名将领的徐向前正在审查军旅生产规划、检查春耕准备情况，突然接到通知，说毛泽东要找他谈话。徐向前不敢耽搁，快马加鞭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见到徐向前赶来，递给他一支烟，开门见山地说：“向前同志，今天请你来，是要交给你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徐向前眼前一亮，以为是要他上前线：“是让我上前线吧？太好啦！”事出意外，毛泽东是让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长。他说，抗大总校要从邢台搬回来，目的是大量培训干部，为抗战战略反攻作准备。抗大缺个校长，党中央决定要你代理抗大校长。徐向前感到很突然，忙说：“我恐怕不行，挑不起来，还是派我到前方带兵打仗比较合适。”他是觉得自己缺乏办校经验。毛泽东笑着说：“向前同志，你是师范生，当过先生，又是黄埔生，指挥打这么多年的仗，有作战经验，办学校还会有什么困难吗？决定你去就去吧！将来有的是仗打，我们还要总反攻！”徐向前只得表示：“既然组织定了，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适人选，再接换我。”

很多学员来到抗大，看到学校白手起家，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毕业期限，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还犯起了嘀咕：在这里没有在前方打仗光彩照人。针对此种情况，徐向前和校领导决定，要首先展开端正入学态度的专题教育，要求学员做到“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主观主义思想，用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思想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徐向前一有空就到学院，和大家谈心，很多来自敌占区的学员说：“到抗大的第一课是端正了我们的思想，时间不长，胜读十年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