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武：经济学不能脱离社会政治（2）

要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这一用意，需要弄明白他创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衷。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到《莱茵报》担任编辑工作，在此期间，他与政府当局和媒体在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摩塞尔农民状况、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等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但马克思在大学学的是法律专业，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较少，使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由此，他“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以便“解决苦恼的疑问”，于是他于1843年创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他仍觉得他对经济学的研究还不足以对以庸俗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于是又在1857到1858年间创作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由此，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加写序言的一个主要用意也就很明显了：就是针对以庸俗经济学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上存在的弊端，阐明马克思所创立和开展的政治经济学与它们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所要“批判”的庸俗主义经济学的一个主要弊端，是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研究，只专注于分析经济表象，而忽视分析社会政治结构和劳动价值关系。当时庸俗主义经济学的典型代表，是19世纪中叶由法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凯里提出的“经济和谐论”。这一论调无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的社会实际，美化“资本主义是最符合人性的舞台设计”，“它能以最快的速度去积累财富”。为了揭露和批判这种论调，马克思曾于1857年7月专门写了《巴师夏和凯里》一文，指出巴师夏和凯里的研究“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他们“所从事的，无非是对于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因此，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无的放矢，而是思考良久、有的放矢。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初步创立的标志之作，那么这篇序言则是其点睛之笔。而由这篇序言也可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有机联系窥见一斑。

真理的光芒不仅不会随着时光流逝而减弱，反而历久弥新。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今日中国，重读这篇序言，对于廓清“脱离社会政治，追求纯而又纯的经济学”“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食洋不化”等不当认识和做法，进而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列论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特别是如下两点尤须重视。

其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始终注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注意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并用于指导新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凭空而来、“纯之又纯”的书斋理论，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以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和社会经济运动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不可能离开当今中国的具体实际而独立存在和发展。

其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但不能食洋不化，更不能舍本逐末。对于西方经济学中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有益成分，我们当然要注意学习和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依样画瓢，更不能模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我们应该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