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斌：长征途中的供给保障

1933年底至1934年初，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实施所谓的“持久战”与“堡垒主义”新战略战术，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从5月份开始，中共中央“最高三人团”即秘密着手突围准备工作，加紧了粮食、被服等物质资材的收集储藏，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想带走，坛坛罐罐打包了三四千副担子。

10月下旬，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以抬轿子、搬家式的阵势上路，大大迟缓了行军速度，严重削弱了作战能力，以至于在突破国民党军队预设的第四道封锁线时，兵力损失过半以上。突围行动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当部队前进到湖南通道时，所带军需物资几乎抛弃、消耗殆尽。

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了供给保障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量敌为谋采取了相应的筹措、分配和调剂给养方式，从而最低限度地保证了行军作战需要，最大限度地巩固和提高了士气战力。广大红军官兵高度发扬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团结友爱的优良作风，含辛茹苦、挨饿受冻克服了一切自然和人为障碍，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二万五千里长征。

虎穴狼巢夺资源，血凝汗结保吃穿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同志力主避实击虚，放弃北上湘西而转兵贵州，得到了多数与会同志的支持。随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西进，于1935年1月3日强渡乌江成功，7日全面占领黔北中心城市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一直受排挤的毛泽东同志掌握了实际领导权。同时撤销了总供给部和运输总队，成立了军委先遣工作团，并在各级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下设没收征发科，在团政治处地方工作组下设没收征发干事，统筹兼顾全军战争经费和生活物资的筹集分配。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彻底抛弃了过去那种“简单轻巧与径直的干法”，完全“按照已经变化了的情况来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不停地在川黔滇边迂回穿插。供给保障部门也跟着繁忙展开筹钱收物工作。2月20日，总政治部颁布《关于筹款征集资材及节省问题的训令》，强调“保障红军的给养，克服红军的战费，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极重要的意义”，要求“侦察队设营队中，政治机关应派得力的地方工作人员（或组织先遣工作团）与他们共同行动，以便有较充分的时间，进行群众工作、捉土豪、筹款、征集资材等”，并规定“如时间允许，应由团政治处计划，与团首长商量，派相当的武装，到驻地附近搜山、搜石洞、捉土豪、搜索土豪埋藏的物品”。

这段时间，中央红军在贵州遵义没收了军阀王家烈的5万多元银洋、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以及价值5万多元的香烟。在桐梓没收了军阀侯志丹的大量皮货，搜获了逃亡官僚、地主埋藏的6万多元银洋和不少黄金。在贵州、云南交界的瑶族聚居区，没收了地主的钱财，仅银元一项就得用40多头骡子驮运。在云南曲靖附近截获了军阀龙云的10份高清地图和10箱特效白药。在会泽没收了军阀安恩溥的80多匹骡马、筹得近10万元现洋、近20万斤粮食以及400多匹布料。该省某县长孤陋寡闻，认定“赤匪”必定乞穷俭相，竟误把着装齐整的中央红军当作中央国军，主动奉献了大批粮草和军饷。但5月初成功地巧渡金沙江、进入川西南后，敌对势力就没有那么“人傻钱多”了，红军首攻会理城即遭到国民党川康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绕道而行，走进了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天壤之觉、冰炭之乖的川西北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