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斌：长征途中的供给保障（2）

鱼水相投鱼得全，军民互助度饥寒

红军长征为了避免跟强敌发生正面对抗，所经之地主要在路绝人稀、物力维艰、少数民族集中的穷乡僻壤。历史上彪悍一时的流动军队，一旦深入这样的圮地和死地，往往只能接受非溃即死的命运。生存环境之恶劣、群众基础之薄弱、民族矛盾之尖锐，“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再加上国民党“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老调重弹，一边调兵遣将围追堵截，一边开动宣传机器，极尽妖魔化红军之能事，结果正如蒋介石所言，“使土匪得不到一个稍舒喘息的机会，更没有盘踞与匪化一个地方的可能，而且他连裹胁民众的工夫都没有”。

此时此境，能否取得当地土著的理解与支持，其意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斗争本身。早在长征前夕，总政治部就颁布了《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要求“保证部队与群众的正确关系，加强地方工作与资材的收集，坚决与脱离群众、破坏纪律的现象斗争”，强调“对于不能教育的破坏纪律的坏分子，应给以处罚，甚至在群众中公审枪决，特别要注意对给养事务与前站人员的教育与工作检查”，在即将进入桂北苗、瑶族聚居区前夕，总政治部又颁布了《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要求“在一切的工作中，必须不疲倦地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不但是汉族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而且也是中国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民众的政权与武装力量”。

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活动期间，上述地方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和原则更加具体化。如经过黔东南时，总政治部指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土豪牛要发给群众，严厉处罚乱杀牛者。”即将进入遵义城时，红一军团规定：“在城市中打土豪时，须经过详细的调查，经过政治机关的重复调查并其批准后，才许可行没收与捉人。无论没收反动商店和土豪财产与捉土豪，均须向群众有充分的解释后才准。”进入遵义城后，总政治部又及时布告：“红军是有严格纪律的军队，不拿群众一点东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买卖按照市价，如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每个群众都可以到政治部来控告。”

红军长征一路打富济贫、取予有节，沿途群众也殚财竭力、守望相助。如中央红军在黔北湄潭发动群众打击了47家土豪，分掉了近5万斤粮食、4万多斤食盐和500余头肥猪。当地裁缝和巧妇则加班加点，帮助他们赶制了8000多套棉衣夹裤过寒冬。在滇东宣威“从有钱的火腿商那里没收了成千上万条火腿，农民们从好几里外赶来免费领一份，这是火腿史上的新鲜事儿。成吨的盐也是这样分配的”。他们在川南的所作所为，更是让国民党方面都感到无可厚非：“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并由此惶恐不安，“惟当地团队衔县府命令封仓拉夫，集中粮食，蹂躏不堪……致无知人民有不畏匪而畏团队之象”。

针对川西北的特殊情况，各路红军进一步加大了争取群众、保障供给的力度。如在进入凉山彝族聚居区之前，总政治部颁布《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强调：“绝对不准对民族群众有任何的骚扰，严禁将少数民族中的富裕分子当土豪打；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红军总司令朱德颁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申明：“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还入乡随俗，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赠送了大量枪支弹药和金钱，以换取通行便利和生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