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自学元素周期表的开国上将（2）

宋任穷汇报后，毛泽东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了呢？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

宋任穷回来后，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大家才统一了思想，避免了可能对主工艺设计和设备乱改的错误。

1960年初，周恩来带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后，毛泽东约见几位部长。康生也去了。康生一见宋任穷就谈起什么时候能够爆炸原子弹的问题。宋任穷说，苏联原来答应给我们的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现在不给了，要靠自力更生，尽最大努力，爆炸时间得推迟到1964年。

康生摆出一副“最革命”的架势说，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应该在1962年爆炸，并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毛泽东听着，一直没有表示，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康生，你去当二机部部长吧。康生一看势头不对，才不吭声了。实践证明，1964年爆炸原子弹是切合实际的。

当年中苏关系破裂，有些苏联专家在撤走时，把该给中方的资料也带走了，还说“这是对你们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你们将处于技术真空的状态，估计20年你们也搞不成原子弹”。然而仅4年后，1964年10月，从中国西部沙漠中升起的蘑菇云，宣告了他们预言的破产。

宋任穷任职三机部(后改为二机部)部长，负责当时颇为紧迫的核科研基地和核工业体系建设4年，对原子弹事业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子女曾回忆说：“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父亲的办公室里挂着元素周期表，以便方便他背诵，而且为了和苏联专家交流，他还自学俄语。”

别让群众称“官衔”

1964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这次蹲点有八九个月之久。宋任穷就住在公社的供销社，在公共食堂吃饭，同职工一样排队买饭。他除经常到生产大队参加干部群众会听情况外，还经常参加劳动。第二年的端阳节，金县“四清”即将结束，工作队也即将撤点。

工作队同三十里堡公社党委、镇委两个新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座谈会，围绕着怎样巩固和发展“四清”运动成果，如何做好领导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就是在这次座谈中，宋任穷向基层干部提出不称“官衔”的要求。他鼓励新领导班子成员，脑子里要时时刻刻想到群众，并提出几项要求：今后要坚持“三同”；手脚干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不要让群众称“官衔”。

其实，不称“官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就一贯主张和倡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

把过去没做的工作都补上

宋任穷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把一切都无私献给了党和人民。“文化大革命”以后，宋任穷出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有一年夏天，宋任穷去四川基地检查工作，妻子考虑到他年纪这么大，身体也不好，肠胃差，提出要陪他去。宋任穷说你要去可以，但得自己掏钱买飞机票，不能用国家的钱。妻子只好自己花钱买了机票。

到了四川后，当地对宋任穷的到来十分欢迎，吃饭时特意给宋任穷做了韭菜馅的饺子。可他肠胃不好，不能吃韭菜馅的饺子，加之那次饺子又没怎么煮熟，妻子本来想说一下换掉，可是宋任穷怕麻烦别人，不让换，就这样吃了。结果，他吃下去后拉肚子，引起了肠胃炎，又发烧，打点滴又过敏。这对年岁已高的宋任穷来说真是受罪极了。

回到北京后宋任穷就住进了医院。长女宋勤连忙跑去医院看望父亲，她又担心又心疼地责备父亲。女儿跟他说，不要以为还是几十年前的自己，可以一身劲到处找铀矿。

宋任穷听了后跟女儿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太多时间，我要把过去没做的工作都给补上。”

严拒子女借公办私

宋任穷把一切都献给了党和人民，可是家里的孩子们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与便利。不仅如此，他还对孩子们采取极其严格的家教，提更高的要求。他经常教导子女们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养大的。不要因为我是上将，你们就有什么走后门或者得到什么好处呀的特殊想法。”

长女宋勤出生在战火纷飞、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刚出生两个月后，就被宋任穷寄养在老百姓家中，直到4岁时才被父亲派人接到保育院生活，之后随着部队四处转移。到了北京后，宋勤又开始在学校寄宿过集体生活，和父亲宋任穷真正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无论是出生环境还是成长环境，她一路都伴随着艰辛与坎坷。然而，当父亲的宋任穷对这个长女并未给予丝毫的偏爱。在宋任穷的思想里，孩子就得自己磨练锻炼，什么都得靠自己。而作为长女，他觉得对她要求更应该严。但这并不影响女儿对父亲的崇拜。父亲的爱是严厉的，这让她更加懂得了坚强！

据宋勤回忆：“解放后，我们全家都到北京生活了，当时我上的学校有规定，凡是在北京有家的，一定要回家。父亲觉得自己家的生活条件比广大人民的生活条件要好，为了不让孩子们脱离工农子弟，便让我除了节假日外，每天都要在学校的食堂就餐。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们起床是没有闹钟的，完全是靠生物钟。有一天早上我猛一醒来，看到天亮了就急忙往学校赶，到了学校才看到有个钟，那时才早上5点钟，原来我提前了很长时间就到校了，知道吗，我这都是为了赶学校早饭去的。对于父亲的这些严格要求，一方面我从小已经习惯了，另一方面也并不知道父亲当时任什么职务，是多大的官，那些东西在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虽然国家给父亲配了车，但父亲从未让我们用过，哪怕是我们生病了。我年轻时有次因下雨受凉，结果得了膀胱炎。那真是痛苦啊！我住在很远的地方，去医院得换好几趟车，怎么着都要折腾一个多小时。我不敢让父亲派车，只好忍着疼，自己坐公交车，连座位都没有，就坐在车前面的引擎盖上。病还没有完全好，单位要开会，当时病已经好转了，但这病需要养，可那会人年轻，再说我也是受爸爸影响，觉得工作比身体更重要，既然单位要我去我就去。由于没完全治好，落下了后遗症，我现在还有这方面的慢性病唉。在父亲的影响下，家里的小孩们也懂得了为党为人民无私奉献这个道理。他也没有教导我什么，要怎么样怎么样，虽然我跟他生活的时间不长，但潜移默化地给了我影响。作为长女，我这一生，也不要比官职，比前程，就比是否按照党的要求为人民做了什么，我们做的很少很少，但我们会尽力。”

宋任穷很喜欢小女儿宋云扬，她不仅年纪最小，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牵连时吃的苦也最多。但他对她也从不特殊对待，没有半点溺爱。

宋云扬大学毕业后已是30岁的大龄青年。不久便结了婚，由于体弱，怀孕后搬到娘家暂住，图个照应。分娩时正是凌晨两点，阵痛难忍，丈夫忙着送她上医院。司机就住在对面楼上，丈夫想叫醒他帮个忙。

宋云扬连忙制止，说：“我爸爸从不准用公车办私事的。”

丈夫不服气：“这回是特殊情况嘛!”

“他会这么说，人家父亲没有轿车怎么办？还是坐自行车去吧。”

结果，自行车也坐不了，因为孕腹太大，上不去。深更半夜，丈夫搀扶着妻子，一边艰难地挪步，一边不停地呻吟，走了半个多钟头，坚持捱到了附近的海军医院。

丈夫这才松了一口气，对妻子夸道：“你真行，不愧是老革命的后代！”

熟悉宋任穷的人都交口称赞他的家风好。称赞他的儿女不像高干子弟。宋任穷听了，脸上并无高兴之情，而是痛心地说：“难道高干子弟非得要与众人不同吗？就不能与平民百姓的子弟划等号吗？”他的话的确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