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身处逆境的邓小平

197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一个多事之年。1976年农历丙辰年，俗称龙年，也是邓小平的本命年，按中国人的传统说法，本命年不顺利。邓小平似乎应了这一说法。这一年，他再一次被打倒。但是，向来为坚持真理而不屈不挠的邓小平，却在这一年做出了足以影响党、国家和他个人命运的重大抉择。

身处逆境的邓小平主持周总理追悼会

当历史的脚步跨入1976年时，邓小平的个人政治命运又一次遭到政治风浪的冲击。他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了。

原来，1975年11月2日，毛泽东认定邓小平的问题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并且决定让毛远新主持召开“四人会议”（即有毛远新、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参加的会议），批邓小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与受毛泽东之命负责召集会议的毛远新顶了起来。邓小平不屈服于毛远新给他施加的压力，不承认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的话使毛远新无话可说。他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不接受批评。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内心对邓小平很不满意。11月3日，毛泽东决定再召开八人会议（即有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毛远新、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张春桥参加的会议），批评邓小平。毛泽东还在会前说了带有指导性的话，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尽管会前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但八人会议开得仍然未能使毛泽东满意，原因是邓小平不说“文化大革命”正确，不承认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之后，让毛远新转告邓小平，让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邓小平回答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由我主持起草这个文件不适宜。邓小平的这个态度，使毛泽东很失望，他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还决定，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之前，要开一个“打招呼会”，向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干部“打招呼”。开“打招呼会”，也要邓小平主持。这次邓小平没有推辞。但邓小平主持开的“打招呼会”，也并没有使参加会议的人想通，没有达到毛泽东预期的效果。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推开。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篇社论除了指出1976年的主要任务外，突出点是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所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社论还传达毛泽东的观点说：“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20多年来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这篇社论中的上述内容，点出了毛泽东与邓小平分歧的关键点：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所认定的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就是指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这篇社论的发表，实际上已经把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情况向世人公开了，加上此前“四人帮”造的许多谣言在全国不胫而走，使邓小平的处境更困难了。当时，在全国公开的舆论上，邓小平是处于受毛泽东批判的地位，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是当时政治斗争的对象。但是，此时，周恩来已经处于病危状态，邓小平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还要主持国务院和中央日常工作。可见，当时邓小平的处境是何等艰难。

1月5日，北京医院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周恩来病危通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都陆续来到医院。邓小平一大早就来到了北京医院看望周恩来。这是周恩来与邓小平的最后一次见面。但此时周恩来已经处于昏迷状态。望着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灰黄的布满老年斑的脸、蓬长花白的头发、深陷发黑的眼窝，邓小平的内心十分酸楚。

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大常委会、国务院于9日向全国发出讣告的同时，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人组成的致丧委员会。在这个治丧委员会中，邓小平名列第四，但是，毛泽东自己也已经身患重病，王洪文根本不想管周恩来的后事，叶剑英年事已高，又要管军队方面的事情，为周恩来治丧的重担，就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9日当天，邓小平就召集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开会，研究处理周恩来后事问题，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邓小平在会上有条不紊地布置了有关周恩来治丧活动的一切工作。在为周恩来治丧的一系列活动中，中心活动是追悼会，而在追悼会中，最核心的内容是致悼词。邓小平决定，不让“四人帮”插手写悼词和致悼词，由他自己亲自主持起草悼词，向中央建议，由叶剑英和他二人中选定一人致悼词。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共同组成了一个周恩来悼词的起草小组，这个小组归国务院具体领导，也就是归邓小平具体领导。邓小平向这个起草小组交待，写周总理的悼词，关键是写好功绩、精神品格两部分，不一定长，但一定要写清楚周总理的功绩和品格。按照这个意见，悼词起草小组很快就拿出了一个悼词大纲，邓小平怀着沉痛的心情，认真审阅了这个大纲，批准可以照这个大纲撰写，并要求尽快写出高质量的悼词来。很快，起草小组就写出了周恩来悼词的草稿。邓小平逐字逐句地审阅了这份悼词草稿。14日，邓小平决定，以初稿的形式，报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同时送邓颖超阅。1月14日下午，周恩来的悼词草稿由中央工作人员转到躺在病床上的毛泽东的面前。此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眼睛看东西也很模糊，周恩来的悼词稿，是由工作人员一字一句念给他听的。毛泽东听着这篇由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的周恩来悼词稿，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种情况，在毛泽东一生中，是很少见的，由此可见，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感情之深。可能是出于对周恩来的感情，也可能是对周恩来极力推荐的邓小平还抱有很大希望，毛泽东决定，在周恩来追悼会上的悼词，由邓小平来宣读。

1976年1月1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几千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这是邓小平在1976年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那一天下午，穿着中山装的邓小平表情严肃地走到话筒前，像泰山一样稳稳地立在那里，从容地拿起悼词稿，用他那浑厚而又洪亮的四川口音，宣读悼念周恩来的悼词。人们的目光也集中在邓小平的身上。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风潮中，人们关注着邓小平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