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

 编者按：2016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在经过百般阻挠甚至死亡威胁后，一反精英阶级的舆论，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说明美国人民有了需要“再解放”的觉悟，美国思想界在更大的共识中显示了人民力量，同时也说明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也是纸老虎。

1965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说：“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2001年的“9·11事件”打击的对象是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而不是白宫，2011年美国人发动的是“占领华尔街”而不是“占领白宫”的运动；以往的人民运动都直接以政府为对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国人民却直接以华尔街国际资本为对象。与早期的工人砸机器行为不一样，而与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些相似，这两大事件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较早觉悟的人群。这说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坚民族正在觉醒：不管这种觉醒是自为的还是自发的，他们都意识到了世界问题的要害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不是美利坚民族和美国人民而是国际资本垄断集团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帝国主义势力。

东风渐起，东风将要压倒西风，世界历史已进入了质变的临界点。张文木的这篇文章，对于认识正在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另一次“占领华尔街”风暴，是有益的。

[内容简介]美国早期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从华盛顿开国到二战前，美利坚合众国从属于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因此那时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两次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尼克松更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这使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脱离了国民劳动，并直接转换成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强迫国际社会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但瞬间剧增的石油美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这些巨额回报并没有增加美国国家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美国的力量。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国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以及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等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殖民地”现象从南方国家向北方发达国家扩展，是当代帝国主义腐朽性的重要表现。

目录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二、成为世界霸权后，美利坚民族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三、从远东到中东：美国国力因反复透支出现严重“肾虚”

四、“战略东移”还是“重返中东”：美国政治结构中的外交选择

五、中国应对的战略与策略

国家外交政策及其走向不取决于它每隔几年发表的各种白皮书和各类研究机构发表的研究报告，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国际社会对其外交政策接受的程度。结构决定性质，外交同理。笔者试着从这个角度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并对其“战略东移”后可能的走向及中国应对政策做出必要的分析。

一、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及其异化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国家需求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美国最早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在反抗英国压迫中形成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正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2]从华盛顿开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利坚民族属于被欧洲压迫的民族，美利坚合众国属于被欧洲压迫的国家，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带有很强的民族主义即反欧洲压迫的色彩。这一时期美国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需求大体一致，尚属民族资本范畴。华盛顿早期强调工业立国。就职的当天，他特意穿着国产布料制成的服装，这“使一切后继者，一切后来的立法者，获得一次深刻的教训，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够促进这个国家的福利”[3]。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性质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这一点就是美国革命主要原因之一，至于茶税事件只是提供了革命爆发的一个机会。”[4]美国在林肯时期完成了国家统一，终止了美国对英国的政治依附，走上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跻身世界强国提供了机会，美国利用这次战争联手苏联，将法国诺曼底做为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将东欧让给苏军解放，由此欧洲为所谓“铁幕”一分为二，欧洲世界霸权从中心地带被摧毁。随后，美国与苏联并列成为世界霸权大国。二战后期，美苏在各式国际会议上“分田分地真忙”，终于形成由雅尔塔会议确定的苏联控制东欧和远东陆地部分、美国控制海洋和整个西欧的划分。这个划分是战后雅尔塔和平体系的法权基础。

在这“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中，美国的军工生产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美国军工集团也从国家那里得到极大的政策优惠。太平洋战争前夕，罗斯福曾对军火大亨们说，欧洲打仗，我卖军火：“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5]这里，“维护它们的独立”就是保持欧洲破碎状态的另种表述；换言之，只要欧洲保持破碎，美国军火就有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美国与苏联的全球争霸再次刺激并强化了美国军事工业。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量、长时间的军事订货在为美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它制造了一个尾大不掉且反客为主的庞大的“军工复合体”。这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6]

注意：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华尔街[7]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且不能停止战争。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是它用于保底的基数——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补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它前面的就是“财政悬崖”——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8]，以及在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毛泽东看透了这一点，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 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9]

美国称霸世界之后，其政治结构便日益失去民族性和独立性。这时美国政治已不由政治家而由军火商操纵了。美国政府许多重要官员，特别是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军火商的代言人[10]。而对于那些试图停止战争从而使国家摆脱军火商控制的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美国总统——比如肯尼迪[11]——不是被暗杀就是被换掉。他们知道，民生工业在和平时期只会有助于美利坚民族的发展而非军工复合体的成长；一旦美利坚民族有了日益壮大的民族工业，就会有自己的财政来源继而有国家可以控制的银行，这样白宫与华尔街的地位就会发生翻转。这是华尔街国际资本财团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而避免这种结局的方式只有不断制造战争。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到底是谁的，是美利坚民族的还是军工复合体的。列宁一针见血，他说：“生产的集中；由集中而成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的溶合或混合生长——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12]具体说到美国，华尔街国际资本就是这个“银行和工业溶合或混合”力量的象征。如果它可以为美利坚民族国家所掌握，也就是说，如果白宫能够决定华尔街，那它就是民族的力量——比如当年的英国，这样的霸权还是压迫民族的霸权；现在的问题是，今天的美国已与列宁时期大为不同，它已“大权旁落”：是华尔街国际资本决定白宫而非相反。奥巴马二期连任甫始便遇到的“财政悬崖”就是华尔街国际资本敲打和提醒新任美国总统的方式之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曾称美国中情局常用暗杀手段对付与美国拉开距离的拉美左翼领导人[13]，何止于此，即使是美国总统，如要想与华尔街国际资本拉开距离，其结果也是朝夕不保。事实表明，今日之“美国”已非华盛顿创建的那个美国，那时，正如李斯特所说，“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14]，而现在它已成了华尔街国际财团而非民族资本的代名词。

将黑格尔对古代罗马扩张所带来的国家异化所作的结论用于今天的美国是适当的，他说：“这样一来，罗马威震四海的主权便成了一个人的私产。这种重要的变迁不能看作是偶然机会；这是必然的——为环境所造成的。民主宪法在罗马实际上已经不能够再维持，只是虚有其表罢了。”[15]

美国的军工复合体的片面增长与当年工业帝国主义英国以战争扩大殖民市场，以殖民市场扩大推动国内生产的结果不同，而与高利贷帝国主义的法国相似。这些由战争开辟的巨额海外收益的相当部分在美国并没有进入除军工之外的其他生产领域，除了一部分中饱军火巨头的私囊外，其余的则经华尔街扣除后由白宫财政进入了国民消费领域，由此刺激了美国服务业以及随后的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20世纪50年代，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的比重高达40%左右，从60年代开始，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浪潮，进入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趋势， 2009年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值中的份额跌破20%，2010年继续跌至19.4%（当年中国为19.8%）[16]。2008年美国制造业增长率1.7%，2009年猛跌至–18.7%。[17]2010年美国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达70%左右，狭义上的制造业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7%强降至目前的12%左右[18]。这使得美国由以往的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的社会结构[19]。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华尔街国际财团在获得足够利润的前提下取出一部分用于安抚美国人民。比如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普遍分享到了来自苏联的浮财利益。与19世纪后半叶欧洲出现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繁荣——其间欧洲普遍出现“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英帝国也在其间达到它的顶峰——是建立在中国和印度被英国打败后向西方释放出的巨量浮财之上的现象一样，20世纪末西方出现的普遍“繁荣”及由此造成的西方价值观的广泛传播，也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垮台中释放出的浮财流入西方的结果。

既然是浮财（而不是本国实体经济的利润回流），那它就不会持久。19世纪的欧洲的“维多利亚”繁荣从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束，维持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末期出现的西方繁荣，自苏联东欧垮台至“9·11”事件，其间则有十几年的光景。

但是，与当年的英国不同，来自南方国家的巨量浮财并没有刺激美国的实体经济——这是民族国家的基础，而是使美国由以往的以实体经济为主体的生产性社会结构不自觉地滑入一个以消费为主业的寄生性社会结构，并且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一个合理的办法把维持庞大的武装力量所需要的工业和财政支持跟社会上其他事业联系起来”[20]。结果与古罗马灭亡的原因相似，大量或真实或虚拟的财富涌入美国的同时，也窒息了美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人的劳动精神。实体经济的衰落削弱了美利坚民族独立的根基：没有实体经济生产，美国政府只能听由华尔街金融财团的摆布，而金融家与吸血虫一样，需要的不是国家，而是供其吸血的附体——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吸取在朝鲜和越南战败的教训，在国家持续衰落时还要屡败屡战，不断发动扩张战争的深层原因。时至20世纪80年代，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21]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将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22]

如果说在尼克松之前，华尔街的主要财源是军火工业，需要战争以支撑其赢利。为了战争，他们需要理由：于是他们将凯南提出的目标远超出美国国力的从全球遏制苏联的战略瞬间炒热，而对于同期李普曼从美利坚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主张“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23]的节制国力的观点有意淡化，对于主张从朝鲜或越南撤军的总统或暗杀或缩短任期。这时的美国已成为华尔街赚钱的工具。美国乃至接受它资助的外国总统上任后不管推行什么政策，如不能为华尔街获利，就必须走人。

但这对美国还不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尼克松之后。

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那怕是军工——产品，直接变成了脱离了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自从罗马的存在方式建立在对外战争而不是国民劳动后，其统治者依靠的就不是罗马公民而是军阀；华尔街的赢利方式一旦摆脱美国的实体生产和国民劳动，它也就摆脱美利坚国家及其民族性约束。同样的道理，由于美国国民已失去国民劳动的基础，它也就只有听凭华尔街国际资本的摆布了。学者梁亚滨指出石油美元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美国凭借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优势地位使石油利润全部转换成美元资本，同时使石油美元的流动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按照美国的利益，以购买美国各种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方式回流美国，弥补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确立石油的美元标价和结算制度，同时说服石油出口带来的巨额顺差用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对世界石油控制的关键是确保石油标价和结算使用美元，并且只能使用美元。”[24]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尼克松连任的第二年（1973年10月）便发生第四次中东战争的原因。沙特是第一个同意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有价证券——也只能购买有价证券而不能购买股票、不动产或其他有形资产[25]——的“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国家。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26]。1977年10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石油价格由每桶3.011 美元提高至5.11美元。稍后，又再度提高到11.65 美元，结果使得世界的国际收支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由于世界当时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油价的暴涨使世界各国对美元需求激增，这大大“抵消了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27]。由此美元从黄金本位被推入石油本位时代。美元的基础也从本国产品转移到中东石油——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尼克松之后的美国外交日益向中东集结以及石油价格在几十年间迅速严重偏离其价值的原因。

金本位条件下的美元要靠国民劳动产品支持，而石油美元则要依靠为控制世界富油区的对外战争胜利来保证，这大大地满足了美国华尔街军工财团的利益——当然也同比地加重了美国国民的负担，同时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军工利润外又增加了新的能源支持。军工保证能源，能源保证金融，金融在军工、能源双滚动中增值，这最终保证了华尔街国际资本在美利坚合众国中的主宰地位。美元依赖国际石油交易后，华尔街国际资本就彻底与美利坚民族相分离，并利用手中掌握的世界资源牢牢钳制着美利坚民族并使其成为华尔街牟利的工具。这时的“爱国”就成为美国国民日益听不懂的词汇。

现在看来，今天的华尔街财团就是被曾寄生于欧洲并被欧洲各国驱逐到北美，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坐大，并在尼克松之后彻底转变为寄生于美国体内且尾大不掉的癌变力量。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军火和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尼克松之后，其外交的重点不再是为了获取石油的使用价值而是要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对石油的使用价值的垄断并由此强迫国际社会维持对美元持续和旺盛的需求以使美元坚挺。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而以其他币种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生产的国家彻底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生产”依靠的不再是劳动而是打仗，“美国制造”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美国前议员戴维·A·斯托克曼[28]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自标准普尔500指数于2000年3月首次达到目前水平以来，美联储疯狂的印钞机已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了六倍（从5 000亿美元增至3.2万亿美元）。然而，在此期间，经济产出年均增幅只有1.7%（这是内战以来最慢的增速）；真实商业投资的年增长率只有0.8%；正式就业岗位数量的年增长率也只有微不足道的0.1% 。家庭真实收入中位数增长下降了8%，中产阶级全职工作岗位数量下降了6%。收入“最低”的90%人口的真实净值下降了四分之一。领取食品补助券和残疾救助的人数翻了一番还多，达到5900万，约占美国人口的五分之一。[29]

这说明，以大量美国国民生命为代价、用战争维持的石油美元虽然使美国财富瞬间剧增，但它的主要部分与军工利润一样并没有回流给美国国民而是回流到华尔街；也并没有增加美国的力量，而是增加了华尔街国际资本的力量。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尽管美国经济规模比2007年的衰退前峰值高出近5%，比2009年的谷底高出逾10%，但收入中值仍在下降，原因是最高收入人群得到了大部分好处。这体现在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上——目前失业人口占劳动力比重是7.3%。还有很多人未充分就业或干脆退出就业市场。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2012年家庭收入中值从51100美元下降至51017美元，比2007年的衰退前峰值低了8.3%。目前典型美国家庭的收入按实际价格计算低于1989年的水平，家庭收入连续第5年下降。这些年度数据表明，美国中产阶级正渐渐成为“失落的一代”。社会科学研究资助机构——罗素•塞奇基金会的主席谢尔顿•丹齐格表示：“比起2000年，今天贫困更严重，家庭收入更低。”[30]

美国国民似乎比中国人更明白这是问题的关键，2011年他们发动街头革命的指向并不是白宫或各州政府而是华尔街。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没有国家控制的银行而美利坚国家财政要依赖华尔街控制的美联储为其注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美国已从早期民族主义国家蜕变为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已从一个拥有独立主权和独立自主外交能力的国家转变为由国际财团控制的半独立、甚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恩格斯在分析古罗马衰落的原因时说：

奴隶制已不再有利，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不可能了，而自由人的劳动却在道德上受鄙视。前者已经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后者还是不能成为这种形式。只有一次彻底革命才能摆脱这种绝境。[31]

现在，不管劳动还是不劳动，在美国都“不能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那么，如果没有其他象苏联垮台那样的国际“浮财”挽救，美国除了革命，还会有其他出路吗？没有。稍有区别的只是，目前白宫政府急需“浮财”，而美国人民则急需革命。现在美国白宫正在与人民“赛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