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2）

二、成为世界霸权后，美利坚民族利益和华尔街利益开始分道扬镳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32]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国际资本控制的国家。目前象美国这样半独立的国家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和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一个民族的自由程度反映着它对客观世界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一般说来，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在外交上不会成为头脑清楚的民族。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33]而美利坚民族就是这样一个不自由的民族。

二战前的美利坚民族是被欧洲压迫的民族，这一时期尤其是华盛顿、林肯及两位罗斯福总统[34]时的美国外交，站在民族主义立场看真是精采纷呈，可圈可点；二战后美国则转化为压迫民族，其外交的亮点从民族主义视角看则日益惨淡，若从国际资本标榜的“全球化”视角看则大可让一些人“仰望星空”。有比较意义的是，与英国的称霸经验不同，英国大不列颠民族是以压迫民族的身份称霸世界的，而美利坚民族则是作为被（华尔街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来称霸世界的；也就是说，当美利坚民族在二战后转化为压迫民族的同时它自身又受到华尔街国际金融财团压迫。这真是既辩证又讽刺：这时横行世界的美国已失去了它民族独立的性质，其外交成了在“美国”幌子下为华尔街财团牟利的工具——这就可以解释二战前美国外交充满战略智慧而在战后则挫折连连却又屡败屡战的原因。

二战期间罗斯福很明智地与斯大林联手在打败希特勒目标之下也附加了取代英帝国、解除欧洲世界霸权的目标。达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就是将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选在法国诺曼底而不是丘吉尔坚持的意大利。大兵所至即势力范围边界所至。如果从意大利登陆，东欧会被西欧控制。西欧离不开东欧，东欧在历史上一直是喂养西欧的头排“奶牛”。如果失去东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就失去了最近的外围市场。罗斯福和斯大林坚持从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的目的就是让东欧就由苏联军队来解放。东欧解放后，东欧这头“奶牛”就让给斯大林牵走了。失去东欧，欧洲也就从内核圈内被击垮并由此去势。接着美苏再次联手将目标瞄向喂养欧洲的后排“奶牛”即非洲殖民地。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爆发，美苏利用联合国讲台把英、法从埃及赶走。英法退出后，非洲这头“奶牛”又被美国牵走。失去东欧、再失去非洲，欧洲的世界霸权也就寿终正寝。

利用两次世界大战将美国推向世界霸权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两位总统任期内对美利坚民族所做的贡献令美国人引以为豪。而这一时期美国外交能够如此挥洒自如并大获成功的原因，还在于这时的美利坚民族还处在被欧洲压迫的地位，它还在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以及被欧洲驱赶到美国的华尔街国际财团对欧洲旧恨未消，因而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在反欧问题上尚能结成暂时的同盟。希特勒在打倒英帝国的同时也在欧洲扫荡了以犹太人为经营主体的国际财团，由此引出的辩证结果就是希特勒为国际反法斯的阵营尤其是其中的美国送去了迫切需要的国际资本。美利坚民族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些来自欧洲的“破落户”，这批在欧洲接近破产的人也用他们的财富和才智帮助美国及其盟国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势力，由此带来的辩证结果便是在美国取代欧洲后他们也深深地扎根于美国且反客为主，并很快成为美国真正的统治者。

在此，值得研究的并不是白宫或华尔街谁可以统治美国，而是谁可以代表美利坚民族的利益。我们看到，这些扎根于美国的国际财团对于美国并没有因在美国“子食汉禄三世”[35]而有回报国家的认识。如果我们看过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36]并了解其中三个人物即中国人王启明、美国人大卫和华尔街国际销售商安东尼之间关系，以及安东尼在王启明和大卫激烈竞争中牟利的生存方式，就不难认识华尔街反对各国民族主义却不在意民族冲突和国家间战争的原因；也不难认识到今天的华尔街国际资本为什么如此超负荷地奴役美利坚民族，在美国已精疲力竭时还逼着美国挑起战争的原因。对华尔街来说，民族国家将来反正都要消失或被消灭的。

有人会问：这不是与马克思“国家消亡”理论一样吗？恰恰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在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历史时期，国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必要工具，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37]。至于国家消亡，他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38]恩格斯特别强调：“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39]马克思在国家消亡后最终要实现的是全世界自由劳动者组织即“自由人联合体”，而国际资本最终要实现的却是资本和资本家精英们统治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为了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国际资本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40]；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41]。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42]，列宁更是告诉世界工人阶级，资本是一种国际力量；为此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43]。为此，马克思恩格斯创办了“第一国际”（1864～1876年）和第二国际（1889～1914年），列宁成立了“共产国际”。

19世纪初，为了消除政教二元冲突，黑格尔将国家提到“神”的高度，他说：“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这就是国家。”[44]在二百多年过去的今天，“神”还在地上行进，但它——至少在美国——已不是国家而是国际资本及其华尔街金融组织。华尔街国际资本是靠寄生在国家肌体上吸吮“血液”即金融而生存的，它并不在意国家“躯体”的民族特性——更不在意其所依附的组织是否叫“共济会”或其他名称，因而将来它也不会珍惜反而会在美利坚民族被榨干后抛弃美国继而抛弃美元并转身寄生到其他国家或组织的肌体之中。

目前国内对共济会的研究日益深入，何新先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他研究的结论通透了许多历史乱象，揭露出“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核心领导组织——共济会的秘密”，认为现代共济会不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组织，而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中枢”[45]。这是一个准确的认识。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个“核心中枢”，只不过是全球资本依附的载体，“这里涉及到的人”，用马克思的话就是“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46]由此推论，共济会不过是全球资本“人格化”的重要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共产国际”解散后，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仍然存在并以其他形式向前发展，同样的道理，如果仅仅消除了共济会，那国际资本还会找到其他组织形式继续存在和滋生。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47]，这个“社会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为第一国际成立准备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直截了当地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48]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目前损害人类利益的是私有制及建立其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损害美国民族利益的目前则是国际资本而非民族资本，共济会只不过是国际资本需要借助且可以更换的一种牟利的寄生形式而已。我们研究的目光既要高度凝聚于目前国际资本正在借助的“共济会”等组织形式，又不能忽视其后的本质。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得筌而忘鱼，为了搞清某种组织形式的细节反而忘记了斗争大方向，这样不仅扩大了我们的打击面，而且还会空耗我们许多精力。

就在美国步入霸权大国后，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和华尔街的利益开始分道扬镳，美国自身开始生长出自我否定的因素。华尔街转而将支持的目光投向“欧洲的复兴”。狡兔三窟，长期游荡在国家之间的资本开始为美国之后的下一个寄生体做准备——当然，欧洲的衰变也让华尔街看到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