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行动（2）

主持人：在《巴黎协定》中有关“自下而上”的治理结构下，减排力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缔约国的自主贡献，面临着强参与、弱约束的质疑，请问《巴黎协定》的后续执行具体面临哪些新挑战？

王克：《巴黎协定》进一步确认控制全球平均气温相比工业化前水平的升幅低于2℃这一目标，并提出努力将气温升幅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1.5℃之内。这两个温度目标对本世纪内全球累积碳排放空间、减排目标、近期减排力度以及实现碳中和时间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使得《巴黎协定》的后续执行面临挑战。

研究表明，各国如果顺利实现现有国家自主贡献目标，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将达到550亿吨CO2当量；而2℃目标要求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400亿吨CO2当量以内；1.5℃目标则要求2030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320亿吨—330亿吨CO2当量以内。因此，2030年现有国家自主贡献与实现2℃目标之间的排放差距约为150亿吨CO2当量，与实现1.5℃目标之间的排放差距将扩大到220亿吨—230亿吨CO2当量。各国均面临在履行《巴黎协定》相关承诺基础上，进一步提高行动力度的问题。

张志强：本次大会中国政府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与世界各国一道落实、巩固《巴黎协定》的成果，细化《巴黎协定》各项议程，以实现合作共赢。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加强2020年之前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巴黎协定》规定了2020年之后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事实上，2020年之前《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及多哈修正案所确定达成的共识决定和各国承诺都需要兑现落实。特别是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2020年前实现每年1000亿美元出资目标，2020年后要在1000亿美元的基础之上继续增加。发达国家即使现在不能提供资金，也要列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并要区分新的出资资金和专门为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二是落实各国的自主贡献。各个国家都要报告自己的整体运行情况，为2018年开展全球促进性对话奠定基础。三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系列规定。各国要就《巴黎协定》开展一系列谈判，形成具体的方案安排，并列出时间表和路线图。

总体来看，本次气候大会将在延续原有谈判的基础上，落实各国做出的2020年前的各项承诺，特别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持承诺落实到位，同时，在落实方案中要体现有区别的原则，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和义务。

张俊杰：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过去四年中美外交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作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最主要的成果，中国计划在2030年或更早时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而美国也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然而随着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美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可能会出现重大变数。中国如何应对美国气候政策的变局？我提出两点思考：第一，中国的气候变化行动应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需求。即便不考虑外交甚至气候变化收益，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本身所带来的共生效益应超出气候行动的成本，这就要求中国在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中充分考虑其宏观效益和费用。第二，中美气候变化合作的重心需要从国家层面转向省州层面。美国西部地区尤其是加州和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在积极推动气候变化政策，这些州的气候变化行动不会因为总统选举而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美在国家以下层面的气候变化合作将是未来四年的重点。

 孙永平：《京都议定书》强调了区别原则，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责任，把签约国家分为附件1国家和非附件1国家，并为附件1国家设置了强制的减排目标，但弱化了共同原则，让很多利益相关的发展中国家置身事外。

为了让更多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巴黎协定》建立起了一套“自下而上”设定行动目标与“自上而下”的核算和遵约规则相结合的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保障机制之一是“国家自主贡献”。与《京都议定书》的“二分法”相比，《巴黎协定》更强调共同原则，这与以强权为基础的既有全球治理结构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公平、广泛参与为基础的新全球治理结构崛起高度契合。“国家自主贡献”方案不再对各国强制性分配温室气体减排量，而是由各国自己提出减排目标，并每5年更新一次“国家自主贡献”，逐步提高自主贡献目标。

巴黎气候大会前，全球已有180多个国家递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涉及全球95%以上的碳排放。这种“自下而上”的减排方式，是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上的一次改革和创新，有利于激发各国的积极性，加快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全球覆盖。

《巴黎协定》建立了较强的透明度和遵约规则，其对缔约方的约束力仍将主要表现在程序性约束，而对于行动的内容则仍将依赖于缔约方的自主行为。因此，“国家自主贡献”也面临不少挑战：首先，“国家自主贡献”是各国根据自身发展现状提出的，与气候变化需要总量控制的现状之间有一定差距，可能出现每个国家都实现了自己的“国家自主贡献”，但仍无法达到本世纪末把升温目标控制在2℃的排放总量要求。其次，“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技术规范，每个国家使用的衡量目标的指标具有较大差异。最后，“国家自主贡献”的减排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之配套的全球定期盘点、信息透明化、逐步趋紧目标等机制。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弱化，“国家自主贡献”就可能会弱化，从而导致全球气候治理再次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