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行动（4）

《巴黎协定》正式生效，中国迎来了新的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主持人：《巴黎协定》的正式生效对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王克：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年度排放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主要发展指标和长期存在的显著“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均显示了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中国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能力以及国情，是我们提出“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主要依据，也构成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过程中主要挑战的来源。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阶段，以重工业和加工制造为核心的工业化仍需持续一段时间。从城市化进程来看，中国仍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差距无论从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经济结构、普遍技术水平和经济增长质量、投资效益看，还是从资源环境质量看，抑或从人文社会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看，还存在显著差距。

从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前景来看，中国当前面临经济下行压力，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在落实《巴黎协定》过程中可能面临转型成本，包括产业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

此外，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宏观管理能力尚有不足，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还不健全，许多领域仍处于空白状态。中国目前还缺少健全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监控核算能力和执法能力还比较薄弱。这也对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形成挑战。

张志强：中国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显著的国家之一。根据《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显示，气候变化对我国农业、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南水北调工程、电网等能源设施的不利影响愈发明显，未来水安全、生态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在气候变化影响下将进一步交织和复杂化。因此，《巴黎协定》之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是多领域和深层次的，这既和中国整体改革的制度安排进程相挂钩，也和市场配置资源短期利益最大化机制相联系。因为，市场机制不能完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化。市场机制对于公共产品的弱配置性导致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失灵”，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完全消除企业无限制的排放温室气体。此外，低碳技术的产业化需要很长的时间，短期内也难以见到成效。

能源结构的调整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中国多煤少油乏气的基本格局短期内不会改观，并且受能源市场低迷的影响，弃风弃光的现象屡屡出现，能源革命的内在动力不足影响了整个能源结构调整的进程。

《巴黎协定》的达成，中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但《巴黎协定》的执行仍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特别是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关切，如资金、技术等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实质性解决，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就会落为空谈。

孙永平：《巴黎协定》对中国的挑战除了诸位提到的内容，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需要建立更加透明的温室气体统计体系。目前中国并没有针对气候变化的独立统计体系，仍需通过能源统计系统进行转换，这样的统计体系与《巴黎协定》要求的透明度有较大差距。如果中国无法达到《巴黎协定》及其后续技术谈判共识对全球盘点和透明度的要求，不但无法成为中国领导全球治理的突破口，而且会损害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第二，消费模式的低碳化转型。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但人均CO2排放已超过欧盟平均水平。如果没有消费模式的转型，随着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人均碳排放必将大幅度增加。低碳化归根到底要落到最终的消费者头上，要通过消费行为的改变来实现对资源和能源的节约。

第三，将国际法转化为可执行的国内法。《巴黎协定》作为国际法对国内微观主体缺乏具体约束力，必须将国际法转换为可在国内执行的国内法。这就需要梳理现有相关法律的细节，尽快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法》《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完成“国家自主贡献”提供全面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