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翻译的技巧（5）

五、注释

译者少不了为本国读者做注解，原版编者的注释对译者有用，对阅读译本的读者未必同样合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风土习惯各有不同，译者需为本国读者着想，为他们做注。试举一例。

《小癞子》里的小癞子自称“托美思河上的小癞子”。他说只因为他是在托美思河上的磨房里出生的，所以他名正言顺地是托美思河上的小癞子。“河上”的“上”字，原文是“en”，只能译“河上”或“河中”、“河里”，不能译作“河边”。可是一个人怎能在河上或河里出生呢？除非在船上。这里就需要注解了。从前西班牙的磨房借用水力推磨，磨房浮系在水上的激流中（参看《唐吉诃德》第二部第二十九章），磨房浮在水上。

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里，有医家相争一节，我曾因为做这一个注，读了整整一小本古医书。我得明白他们相争的道理，才能用上适当的语言。

又如原文里兄弟、姊妹、叔、伯、舅、姨、甥、侄等名称，不像我国各有分别，而译文里有时不变含糊，这倒不必用注解，可是也得费工夫查究分辨。读者往往看不到译者这些方面下的功夫。不过花了功夫，增添常识，也是译者的意外收获。

六、其他

现在我略谈几点肤浅的体会。

有些汉语常用的四字句如“风和日暖”、“理直气壮”等。这类词儿因为用熟了，多少带些固定性，应用的时候就得小心。因为翻译西方文字的时候，往往只有一半适用，另一半改掉又不合适，用商也不合适。例如我的译文曾用“和风朗日”，而原文只有空气，没有风，因此改为“天气晴和”。又例如我国常用语是“理直气壮”，而原文却是“理直义正”。我用了这四字又嫌生硬，改为“合乎正义公道。”

由此联想到成语的翻译。汉文和西方成语如果只有半句相似，当然不能移用；即使意义完全相同，表达的方式不同也不该移用。因为成语带有本土风味。保持不同的说法，可以保持异国情调。举例如下：

西班牙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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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成事败，全看运道好坏。

吃饭需节制，晚饭尤宜少吃。

祸若单行，就算大幸。

这一扇门关了，那一扇门又开了。

不作超人之事，不成出众之人。

汉文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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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天无绝人之路。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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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大有小，可是两国成语不完全一样。

我只翻译过《唐吉诃德》里的诗。我所见的法译本都把原诗译成忠实的散文，英译本都译成自由的诗----原诗十二行往往译成十行，意思也不求忠实。法语和西班牙语更相近。我因此注意到语系相同的文字，往往只尾部拼法不同，这就押不成韵了。汉文和西方与文远不相同，同义字又十分丰富，押韵时可供选择的很多。如果用全诗最不能妥协的字作韵脚，要忠实于原文而又押韵，比翻译同语系的文字反而容易。不过译诗之难不在押韵。幸亏《唐吉诃德》里夹杂的诗，多半只是所谓“押韵而已”。我曾妄图翻译莎士比亚活雪莱的诗。一行里每个形容词、每个隐喻所包含、暗示、并引起的思想感情无穷繁复，要用相应的形容词或隐喻来表达而无所遗漏，实在难之又难。看来愈是好诗，经过翻译损失愈大。而空洞无物的诗，换一种文字再押上韵，却并不难。

我曾听到前辈翻译家说：“多通几国外文，对翻译很有帮助。”这话确是不错的，不过帮助有个范围；越出范围，反成障碍。如果对原文理解不足，别种文字的译本可辅助理解。可是在翻译过程里，要把原文融会于心，加以澄清的阶段，如介入另一种文字的翻译，就加添杂质而搅浑了。

从慢镜头下届时，把原文分成短句又重新组合的阶段，加入另一种文字的译文，就打乱了条理，因为西方语言的文字尽管相近，文法究竟各有差异。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原文上。不要用别种译文来打搅。等翻译完毕，可再用别种文字的译本来校订。如发现意义有差别，语气有轻重，就可重加推敲。

末了我要谈谈“信、达、雅”的“雅”字。我曾以为翻译只求亦信亦达，“雅”是外加的文饰。最近我为《唐吉诃德》第四版校订译文，发现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妥，有的辞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当的文字或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就觉得译文更信更达、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谓“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字却也现成。）福楼拜追求“最恰当的自”（Le mot juste）。用上最恰当的字，文章就雅。翻译确也追求这么一个标准：不仅能信能达，还要“信”得贴切，“达”得恰当----称为“雅”也可。我远远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相信，一切从事文学翻译的人都意识到有这么一个目标。

这篇文章总结我翻译的经验。翻译欠妥的例句，都是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