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执著找党记（2）

与李聚奎有类似经历的还有开国上将朱良才。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5年参加村农民协会。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连党代表、军部秘书，参加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1928年后，历任营部书记，支队、师、军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多次亲率突击队爬城墙、攻堡垒，曾获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经常亲自组织医疗抢救工作。长征开始时，他任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率领后卫师担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掩护任务。一次作战中，他身负重伤血流不止，仍坚持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给部队以极大鼓舞和力量。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调入红四方面军，先后任第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西路军失败后，朱良才历尽艰险，跋山涉水，辗转千里，经过36天的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杀，也最终找到了援西军，找到了党组织。并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38年春回到延安。

后来的开国大将王树声也是冲出敌人重围、身遇危难，之后始终不忘入党时的初心，矢志不渝一心要找到党组织，最后独自千里一路乞讨穿越沙漠，历尽艰辛辗转回到延安的。王树声（1905-1974），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等职。

1937年3月，为保存实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散突围。王树声率部转战茫茫祁连山，时值冰天雪地，冷得出奇，他们历尽艰险，不久所部由300余人战至11人。

由于敌人的重重包围，重兵围剿，尽管王树声带领部队选择敌人防守力量薄弱处迂回穿插，趁机突围，但依然伤亡惨重，最后只剩下8人。为了减小突围目标，王树声把剩下的8人分成两个小组，决计在民勤县骆驼店分路赶回陕北。王树声、骑兵师师长杜义德、营长谭云保和一个通讯员编为一路，在行进中当天夜里就遇到蒙古土匪的包围。王树声以“我们的使命是到陕北去，向党中央汇报。革命战士不怕死，可死在这里不值得！”的道理说服了其他3个人，将枪和金戒指交给了土匪，幸免一死。

王树声等4人走到靖远县境，巧遇红五军保卫局长欧阳毅。他也是东返途中辗转流落到此，因身体不好又用光了路费，就发挥一技之长写字卖字，边卖字边东行的。他见到王树声后，喜出望外随他一起东去。

王树声长得疙瘩满脸，剽悍敦实。一般胆小的百姓见了就怕。他在向一家老乡找饭吃时因与老乡成年的儿子发生口角，被追逐，先行逃跑。他和杜义德等战友不慎走散，失去了联系，从此，开始了独自向着延安的目标乞讨前行。

至此，王树声等由4人战至孤身一人。他一心要回延安，要找到党。春末夏初，正是腾格里大沙漠多风的季节，天气变化无常。他穿着破烂的衣服向东前行，孤身一人闯入茫茫沙海这绝境之中……时常狂风卷着沙石飞舞，天昏地暗中他不知自己在沙漠里已经或慢走或滚动了多长时间。他常常挣扎着爬起来，仰身躺在沙坡上，想起西路军失败的惨况、许多患难与共的战友壮烈牺牲时的遗言：“首长，你要为我们报仇！”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他。他暗自加油：我不能死在沙漠里，一定要走回延安，找到党中央，继续战斗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烈士的遗愿，才能告慰先烈的英灵……他走啊走，中途采摘带在身上的沙枣吃光后肚子饿得直叫，嘴也干舌也燥得难忍，两腿也像灌了铅般不听使唤了……他一下子栽倒在沙丘上。他不服输，奋力地向东爬行。爬了半天，越爬越吃力，他最终昏倒在沙漠里……所幸有位老乡（亦说是个小商贩）俞学仁搭救了他。老人说：“红军都是好人，是咱穷人的队伍。我一定把你带出腾格里大沙漠，送你到延安去！”他们渡过黄河，来到宁夏同心城外，找到了红军。俞学仁临返回时，王树声以保存多年的一个金戒指相送来报答救命之恩。

后来的开国中将方强回延安时也是一路行乞艰难找回党组织的。方强（1911-2012），湖南平江人。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任湖南平江县献钟工人纠察队区队长，平江青年义勇队区队政治指导员。1927年9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7年“马日事变”后，平江的大批共产党人遭到血腥屠杀，在这个白色恐怖的日子里，16岁的方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成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汨罗江边的献钟横街小学的小阁楼上，面对鲜红的党旗和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他跟着介绍人贺注民同志庄严地举起了右手，握紧拳头，声音低沉但铿锵有力地进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入党仪式之后，方强以“梭标亮光光，擒贼先擒王；打倒蒋介石，活捉许克祥！”作为自己的行动誓言。

紧接着，方强先后参加了献钟暴动、三月扑城（即1928年3月中共平江县委组织20万农军武装攻城，方强当时除任平江青年义勇队第三区队政治员工作外还在平、湘、岳游击总队负责情报工作）、平江起义，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

随后，时任红二十二师政治委员的方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三过雪山草地，亲历了攻打长沙、抢渡湘江、巧渡金沙江、西路军西征等战役战斗。遵义会议后任红军干部团党总书记。1937年任红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随军西渡黄河作战。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后，方强在祁连山突围中被俘。在狱中发起成立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坚持斗争。同年6月组织200余被俘人员脱险归队。

在这艰险困苦之际，当年的入党誓言一直言犹在耳，督促激励着方强始终不忘初心，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奋斗不息。方强抱着绝不被困难吓倒、坚决不退缩、定要找到党的坚强信念，开始了寻党的艰难旅程。他历尽艰险，跋涉千里，沿途乞讨和化装潜行，还要躲避敌人的追杀……入夜，他露宿在田边地头；饿了，捧一口泥水充饥；脚底化脓了，就用几片菜叶进行简单包扎。就这样，经历了一个多月难以忍受的磨难终于到达延安，回到党的身边。

同样，后来的开国中将欧阳毅也是初心不改，历尽千辛万苦，以坚韧不拔的毅力、超人的勇气和智慧回到延安。欧阳毅（1910-2005），湖南省宜章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军第二十八团连政治委员，红四军无线电台政治委员，红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四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秘书长，总指挥部一局局长，西路军总指挥部五局局长等职。

当时，欧阳毅所在的小分队也被打散了。欧阳毅从此孤身一人。怀着一定要找到党组织那矢志不渝的信念，欧阳毅过起了野人和生活，穿越一望无际的沙漠时差一点渴死。好不容易穿过沙漠后，已形同乞丐的他来到了甘肃到宁夏必经的一座长城垛子下，这里的关卡检查得十分严格。他的讨米袋里除罗马怀表、派克自来水笔外还可怕地装有9发子弹。他索性故作镇定把干粮袋掀开一角主动递上让敌哨兵搜索，最终机智地闯过检查。

欧阳毅继续沿途讨饭，过了黄河后松了一口气。他走进甘肃靖远县许家湾，来到一户叫许秉章的家门口要饭。他说自己是个落了难的生意人，想讨口饭吃。没想到刚说完，许秉章就说：“你做什么生意，别骗我了，你是红军。”又聊了几句后便热情提议他以写字谋生也未尝不可。

有了卖字攒得的路费，身体也恢复了元气，欧阳毅便决定按照计划启程去找红军了。不敢公开打听就只好耐心地捕捉一切有关红军活动的信息。事也凑巧，一次，他在与一位到过陕北的老乡闲聊中打听到了红军的行踪：红军到靖远县打土豪，把这里的县太爷抓走后，捎话让带钱去赎“票”。随即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打听出了彼地是曲子、环县一带后，便以卖字先生的身份正大光明地到一连去了几家学校找地图查看具体位置与路径，却无果而返。继续四处悄悄查找之际，他幸运的在一家老乡的炕头上发现了一本《幼学琼林》，上面有一幅简要的地图，恰好标有他苦苦寻觅的曲子、环县！

于是，欧阳毅告别许秉章和乡亲们，经海原、固原，过泾川，奔庆阳而去……虽然一路上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都用自己的书法手艺逢凶化吉，有惊无险地一路走了过来。走到庆阳驿马关，他忽然被两个当兵的拦住了去路。抬头一看是两个站岗的红军战士。他内心一阵暗喜，真想跳起来扑过去叫一声“同志哥”。可他克制住了。哨兵照章办事，严肃地查问他的身份。

经过一番机智斗答，欧阳毅好不容易说动哨兵领着去见指导员，这才算是归了队。欧阳毅在庆阳休息了三四天后，袁国平派专人送他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欧阳毅最终历经千难万险，靠讨饭、卖字终于到达延安，回到了革命的队伍之中。

陈为人边舍命保档边设法寻党

陈为人（1899-1937），湖南省江华县人。五四运动后到上海，在上海早期党组织领导下他与俞秀松、罗亦农、张太雷等组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成其首批团员。1920年冬赴苏联学习，1921年冬奉调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系党的二大、三大和五大代表。1928年冬和1931年春在沈阳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忠贞不屈，坚守党的秘密，组织狱中党支部，领导狱中同志坚持斗争，均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到1931年，中共早期秘密档案已收集积累了总计约l万件20余箱。由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负责。1931年4月和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后，张唯一将这些中央文库分若干次紧急转移。后因他奉调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急需另一可靠人选担此重任。1931年底，陈为人获释出狱，中央决定派陈为人管理中央密档，由张唯一单线联系。一个深夜，周恩来离沪赴苏前，亲自到陈为人的住所交待了任务。陈为人虽在狱中备受折磨身体十分虚弱但仍向党立下誓言：“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

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的住处遭敌破坏。不知情的陈为人之妻韩慧英（党的地下交通员）去张家送文件时，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见妻子没在规定时间里返回，他意识到定是发生了意外，为保护文件决定立即搬家。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很不容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间他既不便找党内同志又不能找外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可是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

更何况这时陈为人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且早已衣食无着，可他还是不顾一切以化名张惠高、木材行老板之名租住于此，以保全中央密档。白天扮成商人，晚上关起店门，在密室里通宵达旦地整理档案。

鉴于文库安危陈为人不能出去工作，也无任何经济来源。他只好典当衣物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无奈他把二楼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将铁皮罐头之类杂物都卖光，唯独留下一楼摆设以示老板派头作掩护。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就将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

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陈为人不得不常常搬家，长期的奔波劳累、生活的极其艰险和两次入狱的折磨，使他染上严重的肺结核病，时常咳血不止。没钱吃药，就把萝卜当水果吃润肺。后来，连掩护机关也成问题。最后不得已，他让进步青年李慕英给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写信谎称“姐姐重病”速来沪。她来后见家具变卖一空，姐夫除了身上所穿外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可怜的仨孩子饥饿难熬。他为逗愁苦的孩子们笑就领上跳个舞。

不久，陈为人的病情加剧，寻找党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天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就是夜晚出去寻找党组织。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他只好用党内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晚间到处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纸条，“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希望引起地下党的注意，重新接上跟党的联系。

1935年底，在敌狱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咬定是去亲戚家却认错了门。敌人抓不到她任何人证物证只好放了她。为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妻子在培明女中附小任教，这给他带来转机，她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党的委托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查访陈为人。

1936年秋，陈为人终与徐强接上关系。对这次接头情景徐强后来回忆：“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从接头小饭店归来后陈为人如释重负，还轻松地与孩子们说笑起来：“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秘密档案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他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后病重不起。就这样，他以顽强的革命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用生命保卫了中央文库的安全，最后把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全部完整安全地交给了党。为挽救他的生命，党组织特意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徐强将他送进广慈医院治病，但他觉得党的经费太紧张了，两次送他进去，两次他都跑出来。徐强只好找医生上他家看病。无奈他为革命密档呕心沥血、积劳成疾，已病入膏肓，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病逝。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