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执著找党记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在生死考验面前威武不屈、英勇无畏；无论遭受什么挫折和磨难，从未动摇过当初入党时的庄严宣誓。如此壮举，就是因为他们对理想信念矢志不移，坚守立场，一心向党，自觉与党同心同德。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铸造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成就了伟大的功业，展现了光辉的人格。本文撷取的正是最能凸显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典型事例———长征时期数位共产党人在遭遇极端恶劣处境与党失联后，克服重重困难辗转千里执著找党。

漆鲁鱼远涉千里遭磨难乞讨找党

在战火纷飞、险象环生的长征时期，共产党人漆鲁鱼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后，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立志一定要找到党组织。他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艰辛跋涉千里，坎坷连连，历经3年，辗转广东兴宁、汕头和上海等地，饱尝艰难困苦和曲折险阻，终于找到了党，表现了他屡遭磨难志不移的坚强决心和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在党史上留下了一段千里找党的感人佳话。

漆鲁鱼（1902-1974），重庆市江津李市镇人，是漆南薰烈士（曾任《新蜀报》主笔，牺牲于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的侄子。他早年留学日本学医，1929年在江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做地下工作。1934年赴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1934年10月间，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前夕，因陈毅身负重伤，中央决定他就地留下治疗，并决定将漆鲁鱼一道留下护理陈毅，且兼任江西省军区卫生部长。

红军长征后，在敌数次“围剿”中，漆鲁鱼与部队失去联系。之后不久又在赣南寻邬县落入敌手。在法庭上，面对敌人的审讯他急中生智，不慌不忙地辩称自己是“曾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敌人将信将疑，便心生一计进行验证———带来病员叫他诊断。他熟练地给病人诊断一番并用英文娴熟开出处方。敌人见他是留日归国的医生，经审讯也找不出什么破绽，数月后便释放了他。

1935年5月，获释的漆鲁鱼急切盼望能与党组织尽快接上关系。可党中央和红军已经长征，原来的关系早已断绝，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要找到党组织极为困难。他深思熟虑后决定到广东省兴宁县去找曾共过事的老蔡同志从而找到党。

可是，沿途全是国民党军队布下的岗哨和密探，漆鲁鱼人生地不熟，又身无分文，真是寸步难行。面对如此千难万险他依旧暗下决心：就是沿路讨饭，也要找到党组织！

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漆鲁鱼从江西省的瑞金出发，从这年的盛夏走到初冬，一路风餐露宿、乞讨度日，徒步行程800余里，最终到了广东省兴宁县城。期间，每天讨来的残羹剩饭难以果腹，身穿的单衣也褴褛不堪难以御寒。对于这些苦难他都可以毫不在意，因为他的心中始终不渝地期盼着能早日找到党。但最让他难以接受的是，他跋涉千里也没能在兴宁找到老蔡！

漆鲁鱼到处寻找党的同志，却始终杳无音讯。但他要找到党的初衷始终没有改变。于是，他又继续从兴宁一路行乞辗转赶到400多里外的汕头那个曾经工作过的秘密交通站寻找。然而，到了汕头才发现，原先老蔡开设的药房早已人去楼空。

思来想去，漆鲁鱼感慨万千地决定：“只有回上海找党了。”然而赤手空拳，路途遥遥，再徒步前行何日可至？最后，他设法找到一家慈善机构，说服负责人为他买了一张到上海的船票，以难民身份踏上去上海继续找党的征程，他在底舱熬了几天，终于来到上海。

此时，白色恐怖正笼罩着上海。过去相处的革命同志都已撤离，可靠的亲友也不知去向。一连几个月过去了，漆鲁鱼连一个认识的朋友都没能找到。

极度困苦中走投无路的漆鲁鱼想到了鲁迅但又不知到何处去找。只好在繁华的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一带，继续以乞讨来维护最低的生计，度日如年，仅盼有朝一日能与鲁迅相遇。然而，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环境复杂、行人又多，他转了一天又一天，望了一月又一月……两月过去了仍未能如愿。长时间的乞讨生活使他身患痢疾等疾病，以致两眼深陷、枯瘦如柴，身体极度虚弱。

直到11月，正当漆鲁鱼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时，有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遇到老同学、复旦大学教授何鸣九，他才有了转机。何思想倾向进步，将漆接到家中让他休养，还帮他打听消息。从此他结束了颠沛流离、饥寒交迫的行乞生活。在何帮助下，漆与堂兄漆相衡取得了联系，但此时堂兄已脱党，何鸣九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样一段时间后仍没党组织的线索。漆得知情况后非常失望。

在上海，漆鲁鱼经多方打听，预感到一时在此不可能找到党组织，便结束半年多的乞讨生涯，于1935年年底返回老家四川江津，寻找当年入党时的关系人。殊不知，当时不仅是江津甚至整个重庆都没有党组织的存在。

在家待着的时间里，漆鲁鱼深觉离开了党组织，就像孩子离开了母亲，心中时刻思念着她。一天找不到党就一天都不安心。1936年2月，永不放弃的他再次告别家乡父老来到重庆，继续积极找党。而且他坚定地想：即使一时找不到党，也要主动坚持战斗。而此时他所面临的重庆形势又是怎样的呢？土地革命时期，敌我力量悬殊及党的“左”倾错误致使重庆革命力量遭受惨重损失，到1935年夏重庆已无党的组织。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漆鲁鱼的到来才有所改观。漆鲁鱼到重庆后，暂时借住在叔父漆南薰的遗孀家里。他秉持坚决要找到党的信念，先自觉开展起进步活动。他敏锐地注意到《商务日报》的进步倾向，便试着写了一篇国际评论，以“鲁鱼”的笔名投向《商务日报》。牛刀小试，漆鲁鱼很快就崭露头角。不久，漆鲁鱼成为《商务日报》撰稿人，并结识了《商务周报副刊》主编温嗣翔，此后又通过温嗣翔认识了聚集于副刊周围的甘道生、侯野君、刘传等知识青年。

这些进步青年很快将漆鲁鱼视为他们的同路人和引领者。漆鲁鱼从甘道生、温嗣翔口中，了解到重庆已经没有党组织。他感到由自己去找到党的希望太渺茫，便决定以积极开展进步活动来引起党组织的注意。其时，重庆建党时期的重要人物、曾是青年团重庆地委第一任书记的周钦岳也结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重回《新蜀报》，出任该报总经理。漆鲁鱼得知消息后，即托叔母介绍与周钦岳认识，进入《新蜀报》，得到周钦岳的支持，被聘为主笔。随即他经常在报上发表抗日救亡的文章，进行爱国等思想宣传，鼓舞大家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时值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重庆，漆鲁鱼与一批在投稿中结识的进步青年研究了一二·九运动后重庆的救亡运动情况，决定以刊物为阵地团结和聚集一批失去关系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组织一个秘密救亡团体。

1936年6月，鉴于当时重庆公开的抗日救国活动难以开展的现实，漆鲁鱼仿效上海沈钧儒、邹韬奋等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组建了“重庆各界救国会”。该救国会以秘密与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逐步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它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还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漆鲁鱼等领导救国会利用《商务日报》《新蜀报》《齐报》《人力周刊》《春云》等报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发动社会各界募捐援助绥远抗战，举行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宣传活动等。

期间，漆鲁鱼根据自己对党的抗战政策的理解，积极组织重庆的抗日救亡活动。与此同时，他找党的初衷一刻也没有释怀过。所幸的是，在漆鲁鱼的领导下，重庆救国会影响日益扩大，它的积极行动引起中央特派员张曙时的注意。张曙时1935年初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往四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是当时四川仅存的几个重要党员之一。

1936年暑期，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成员、重庆三里职校的刘传福回成都探亲时，偶遇张曙时并向他介绍了重庆抗日救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的情况。张曙时从刘传福处得知重庆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估计是有“人”在从中领导。张要刘回重庆后对漆鲁鱼进行考察。刘一一照办，随后再赴成都向张详细汇报。9月下旬，张从成都秘密来到重庆，对漆鲁鱼领导救国会的活动表示赞赏，指示刘加入重庆各界救国会并与漆鲁鱼更多合作。

与党失散许久的漆鲁鱼，终于看到了重回组织的希望。他将重庆救国会自觉纳入党组织的领导之下。由于有张曙时在政治上的正确指导，漆鲁鱼领导重庆救国会不仅擎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广泛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而且聚集和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骨干，为中共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作好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至此他寻党行动已不再是个人行为，已同整个重庆地区党组织的恢复重建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共积极倡导和大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决定大力恢复和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央非常关注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的重建和恢复工作。1937年10月，张曙时派刘传福等人来到重庆，协助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审查漆鲁鱼等人后批准恢复了其党籍。

至此，在奋斗了800多个日日夜夜后，漆鲁鱼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组织温暖的怀抱！

而漆鲁鱼所领导的重庆救国会，为抗战初期重庆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奠定了基础。张曙时不仅恢复了漆鲁鱼等人的党籍，还成立了以漆鲁鱼为组长的中共重庆干部小组。

1937年12月，经刚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工委的批准，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工作委员会，漆鲁鱼被任命为书记。它是抗日战争爆发后，重庆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市级党组织。重庆市工委在救国会骨干中大力发展党员，并直接领导和推动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漆鲁鱼担任重庆市工委书记后，在进一步领导群众开展抗日运动的同时，大力发展党员。考虑到这一时期重庆政治地位的迅速提升，1938年1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工委在成都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长江局指示，撤销中共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设立中国共产党川康特别区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川东特别区委员会。中共川东特委随即成立，漆鲁鱼出任宣传部长。到1939年10月，中共川东特委所属党员约3600人，此时是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的时期。此后，漆鲁鱼一直坚持战斗，直到全国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漆鲁鱼先后担任西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卫生部部长助理、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李聚奎等扮乞丐历艰险千里寻党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李聚奎将军历尽艰辛，屡经坎坷，几番生死，但他总是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化险为夷，为党奉献一切并奋斗终生。部下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句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口头禅：“共产党员，除了追求信仰之外，应该别无所求。”这正是他一生革命生涯与高风亮节的生动写照。这句话，李聚奎用毕生的实践去履行。尤其最能印证之的是：西路军失败后他千里迢迢行乞找党，历时近两个月，多次遇险，是“生死昼夜事也”。

李聚奎（1904-1995），湖南省安化县（今涟源市）人。1926年9月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工兵营（后编入湖南独立第五师）。1928年7月，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李聚奎在彭德怀等影响下，毅然参加了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他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不忘初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的誓言。

土地革命时期，李聚奎从红五军班长、排长、中队长（连长）到大队长（营长），他一直在彭德怀指挥下，参加了攻打文家市、长沙、演陂桥等战斗。1928年12月，在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下，红五军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在宁冈会师。初上井冈山，朱德给红五军官兵训话：“当红军要有三条，一不要钱，二不要命，三不要家，有这三条才能当好红军。”李聚奎始终牢记着朱德的训话。当红五军由湖南平江、浏阳转移到江西莲花、永新、吉安一带时，任八大队大队长的李聚奎因日夜行军、忘我工作而身患重病。部队经常要转移作战，战士都劝他休息，但他倔强地硬撑着。1933年2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正炽，在江西宜黄南部的大龙坪，李聚奎乘着江西金溪西南黄狮渡、浒湾战役大胜之威，果断组织全师穿插包抄，以伤亡46人的较小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一个旅3000余人，生俘敌师长李明。李聚奎升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他刚走马上任，蒋介石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国共两军重燃战火，三甲嶂（又名山岬嶂）阵地防御战让李聚奎名垂军史，连国民党将领陈诚都对他刮目相看。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加强两军联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红九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由于张国焘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损兵折将后再度北上。北上途中，李聚奎指挥攻占通渭城，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辟通路。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指苏联）的任务；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李聚奎与红九军军长王树声同红五军、红三十军一起西渡黄河，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李聚奎参与指挥红九军攻占甘肃土城、永昌等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这些战斗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黎元口反包围战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并协助王树声将官兵带出了绝境。

1937年3月，奉命西征马家军的西路军在祁连山区悲壮失败，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

红九军参谋长李聚奎率领300余人的部队被敌人冲散，与他在一起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他们在祁连山的密林里流离转徙，几天后，因缺水断粮而饥饿和病痛时时向他们袭来，最后李聚奎身边仅剩一个警卫员，警卫员也双脚冻烂，无法行走，李聚奎只好将警卫员委托给一家老乡，自己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开始了等待和瞅准时机设法寻找中央的迢迢征途。

此时的李聚奎也已是一副病痛的身躯，更何况河西走廊距延安千里之遥……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的心上就像压了一座大山，沉甸甸透不过气来。但他给自己打下一剂强心针———即使遇到千难万险、上刀山下火海，无论如何心中也无比坚定地只有一个强烈的念头：绝不能脱离党的队伍，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回到革命队伍，东山再起，继续为伟大理想奋斗！

李聚奎拄着一根棍子沿着祁连山麓艰难地向东行进。为避开敌人的搜查，他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叫花子模样，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渴了，喝一口路边的积水；饿了，嚼一把野草，或向民家讨口饭吃；困了，就在荒野中露宿。

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流亡中，李聚奎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捕，在千里征途中经历了无数生死考验，终于横穿宁夏，到达陇东的镇原境内。

这天晚上，李聚奎借宿在一家骡马店里，同几个赶毛驴做生意的人同睡一条大炕。临睡前，这几人议论不休，说：“离此地100里的王家洼子住着一支军队，那些军队可真好，买卖公平，不扰商人和老百姓……”李聚奎一听，立即振奋起来，凑过去问他们那是支什么样的军队。其中一人说：“听说是红军，是红二十八军一团的部队。”

两个多月了，这是李聚奎第一次听到关于红军的确切消息，他顿时兴奋得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李聚奎便爬起来，匆匆赶往王家洼子。傍晚时分，到达王家洼子援西军指挥部，他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见到徐向前、刘伯承等首长时，一时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刘伯承激动地说：“不要难过了，你回来了，就等于西路军回来了。”后来见到毛泽东，他欲哭无泪，毛泽东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数十年后，当解放军史料撰写人员采访他的经历并向他提及他的这些辉煌过去时，他却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话：“多写那些牺牲的战士，不要写我。为了信仰，他们血洒征途。我们算幸运者，没啥写的。”

此后，不论在抗日前线（李聚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旅参谋长等职），还是在解放战争（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等职），抑或是抗美援朝战争（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负责筹措抗美援朝物资）中，李聚奎都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新中国成立以后，1958年他被授予上将军衔。当祖国急需石油时，毛主席一声令下要李聚奎当石油部长去开采石油，他二话没说，打起背包远赴荒凉的克拉玛依，到了寒风刺骨的大庆。

弥留之际李聚奎把儿女叫到床前语重心长地说：“我，一个老共产党员，一辈子为信仰奋斗，没有个人私产。”说完又颤巍巍地把他在5张白纸上一笔一划写的遗产“清单”交给5个孩子。孩子们展读，那上边赫然写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展现了一个传奇将军、一个老共产党人何等高尚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