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学习毛泽东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思想（7）

毛泽东对江青等——同样也包括在此前后对邓小平等一些老同志——的批评尽管话重，但还是出于同志间的帮助之心，更多的是出于爱护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摆脱知识分子固有的脱离实际的毛病、更好地成长，成为能为中国未来担当大业的“老练的政治家”，团结绝大多数党内外同志一道将共产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968年12月21日，毛泽东审阅修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中加写：“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121]1975年11月4日，毛泽东听毛远新汇报，汇报中提到汪东兴在会上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122]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劝阻一些政治上不成熟的同志担任要职，更多是出于爱护、保护的目的；与此同时，毛泽东逐步将曾受过冲击的老帅们推到前台担当大任，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975年底至1976年初，毛泽东告诫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123]基辛格曾提醒福特总统不要轻视毛泽东“艰涩而简练的话语”，因为“他这些人都是当年领导长征（在内战时期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事业，在连天炮火中跋山涉水完成战略撤退）的沙场老将”[124]；而对当时在中国新崛起的造反新秀，基辛格则有流露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不屑：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也得罪了不少头面人物，使得他们接班无望。另外，与军界或长征老将疏于联系，让他们更无缘最高领导一职。这四人分别是影星和戏剧制作人、想问津中国历史上只有寥寥可数的女性曾担当过的高位的江青 ，新闻记者和政治理论家张春桥，左翼文艺评论家姚文元，还有全无拥护基础，只因煽动工人造反工厂管理层而青云直上的无名保卫干事王洪文。[125]

苏联解体时，苏联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助手”即苏联青年团中的主要干部竟在瞬间成为党的“掘墓人”的教训说明毛泽东的担忧不无道理。1989年在苏共遇到最危险的时刻[126]，已有两千多万团员的苏联共青团在社会主义国家即将解体时“竟无一人是男儿”，似从人间蒸发，悄然无声，以至迄今让人难以记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提出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建议的不是苏共的反对派，而是从共青团区委第一书记起步进入苏联政治舞台中心的戈尔巴乔夫[127]。斯大林是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政治家，他常将一些只有革命热情而无实际经验的人形容为“像共青团员一样”[128]，其含义接近列宁批评的“‘左派’幼稚病”[129]。1967年6月26日，毛泽东批评说：“现在有的人年轻，造反精神很强，他们缺乏经验，不懂得历史。”[130]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来京的成都军区和四川省党政负责人时，谈到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同意将它印发大军区和省委常委，认为即使是林彪反党集团：“他们也幼稚得很，那样搞，怎么搞得成呢？”[131]1969年，面对苏联大兵压境的险恶形势，毛泽东考虑改变中美关系，在重大决策时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经过沙场的老帅们。他将正在下放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请回来，要求他们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建议；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要求那些大权在握的“娃娃”们“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章含之、沈若芸、唐闻生等谈日益走近的中美关系时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对在座的青年同志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出自林黛玉，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也是路线斗争呢！你们这些娃娃，要读一点古代的东西。”[132]毛泽东的这些话对于今天一些在改革中成长起来——不管他是左翼还是右翼——的“娃娃”们，也是有教益的。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走什么方向。”[133]而政治家特定的治国能力只能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中成长。在中国，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才，其成长才会有光明的前途。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每一次“胜利”，都会造成他们的掘墓人即中国劳苦大众人数和力量的十倍扩大。19世纪欧洲那个“共产主义幽灵”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是以工农兵为公民绝对主体的国家，他们在绝对资本化的市场导向面前是最脆弱的，由此得到的辩证结果则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市场化的力量——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是无比强大因而是无法抗拒的。因此，中国有着无产阶级政治家成长的最佳土壤，而在中国放弃社会主义的“改革”也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注意到这个规律，他说“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毛泽东说这话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但毛泽东并没有专指这场运动，而是在总结中国历史规律，因为毛泽东说“文革”只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毛泽东最后说，通过这次“演习”，中国的“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134]。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1962年8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罗瑞卿谈到杜勒斯认为欧洲共产党的第二代还可以，第三代就不行了时，毛泽东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帝国主义等不走向反面？我就不信。我们也不一定不走向反面。”[135]

毛泽东说：“错误是一笔财富，不要丢了。”[136]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些经过那次“演习”的人们，应该总结出了相应的“教训”。尽管智者见智，但一个基本的教训用毛泽东的总结就是：要尽量避免反“左”出右，反右出“左”。[137]而不管是极右还是极“左”，都会逼出它的反面力量，它们在中国都是不可持续的，它们对中国的前途也都是不好的。1789～1815年法国从雅各宾共和国崛起到拿破仑帝国崩溃、以及苏联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这些忽右忽“左”政策导致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内与极右和“极左”斗争最坚决的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毛泽东在1972年——这时“文革”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会见尼克松时就不会说“我喜欢右派”，也不会于当年告诉王洪文读读《刘盆子传》。早在1966年10月，毛泽东就说过：“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138]在毛泽东看来，没有深厚的实践经验，仅凭善良的动机和坚定的立场是不能担当并完成革命重任的。

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139]1971年9月10日，毛泽东同南萍、熊应堂、陈励耘、白宗善谈话，谈到接班人时说：“上海王洪文这个同志你们熟悉不熟悉，了解不了解？这个同志怎么样？把我的像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万岁’，英文翻译为Long Live，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140]毛泽东当时最担心的是中国高层出现那种手中只有“圣像”而没有“子弹”、更无使用“子弹”的沙场经验，或出现像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只知“卫星上天”而不知“红旗落地”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