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汤因比的阴谋史学和英国的帝国梦——对中国的启示

张文木:汤因比的阴谋史学和英国的帝国梦——对中国的启示

笔者按:2016年12月6日晚在英国电视台ITV播出居住在英国的澳记者约翰·皮尔格拍摄的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据英国《每日星报》12月4日报道,这部纪录片认为,由中美引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成为现实,因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正在动员一场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美国试图挑起与中国的战争,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已“不再不可想象”。

英国在这个时间设置中美战争议题,这使人联系到1973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手后,英国历史学家与池田大作以挑动中美冲突为主旨的那次对话。

事实上,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成了英国推行其外交战略的新方式。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本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张文木专著《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页。

目录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1.地缘政治 

2.意识形态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一)被剥夺的胜利者:英国衰落喜悲剧

(二)汤因比研究结论与衰落后的英国外交策略同步变化

三、1973:“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一)主张英日向大陆靠拢以摆脱美国

(二)将“捧杀”对象从美国转向中国

(三)暗示“黄祸”将起,英日联手挑拨中美冲突

(四)爱的呓语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一)“君子报仇”

(二)英国对美国“请君入瓮”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五、经验总结

[内容提要]本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帝国的兴衰追踪分析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的变化,认为汤因比的学术生涯始终贯穿政治,其学术研究肩负着英国的“特别文化使命”,是为英国外交利益服务的。英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者,同时也是被剥夺者:其海外利益不仅没有在战后得到有效保护,反而还遭到美国联手苏联的变相瓜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丘吉尔开始报复美国,用“捧杀”策略诱使美国与苏联、中国冲突并以此消耗和拖垮美国;与此同时还要借美国之手为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使英国“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这些外交目的潜藏于汤因比历史研究之中且依稀可察。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对手是最好的老师。英国人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是比较圆熟的。对此,我们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而我们又尚不熟悉的治理世界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做好准备。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是当代影响较大的英国历史学家。比较能代表汤因比学术思想的作品是他于1934~1961年间陆续出版的12卷长篇著作《历史研究》、1952~1954年主编,出版的11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1]和以其1972年和1973年两次在伦敦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对话为基础整理出版的《展望21世纪》。笔者认为,贯穿汤因比史学研究的不主要是学术而是英国的外交战略。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缘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这两部多卷本巨著的出版分战前和战后两个时段。[2]在这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英帝国先后经历了存在、战时消耗和战后解体三个阶段。英国这瞬间大起大落的国运变迁不能不影响此间的英国的意识形态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结论。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外交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欧洲各国国力,同时也加速了美国和苏联的崛起,这使欧洲各国政府意识到其世界殖民霸权的危机,危机感使它们开始注重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和扩张,将意识形态输出列入国家外交战略目标,“心理战”的提法此间也为学界普遍接受。[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意识到“它在创建一个帝国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文明”,并表示对这种“创建文明”的活动加以支持。[4]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British Council for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5]成立,负责推进英国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6]。此后,对外文化推广从自发的民间行为被纳入为配合英国外交目标而开展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国家行为。1940年英国政府将“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直接更名为“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Council)。这个委员会表面上看是一个独立运行的民间机构,但它是“一个政策性十分强的机构,其工作重点及使用资金和援助的方向完全取决于英外交政策的取向”[7]。为了加强引导,1943年底,英国外交部内设“英国文化委员会事务科”(British CouncilSection of the Foreign Office),1945年,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为了加强战后舆论战的准备,英国外交部将该科升格为“对外文化关系司”(Cultural Relations Department)。英国文化委员会成立后,将英语传播“置于文化外交的优先地位”[8]。似乎不是巧合,也就在“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的同一年(1934年),汤因比的多卷本《历史研究》开始断断续续出版。

(二)汤因比开始写作《历史研究》时英国面临的世界形势 

汤因比在从事这12卷本著作的前6卷写作时,英国仍保留着世界帝国的大国地位,那时的世界体系是由欧洲人而非美国人确立和主导的。关于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Cohen)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9]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崛起,但由于介入这场战争的力度有限,这时的美国还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因而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的霸权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英国在世界上仍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国力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冲击下大为衰落,各殖民地的民族民主浪潮也正在削弱着英国的国际霸主地位。此间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考虑的首要任务是战后如何保持英帝国的完整和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10]同年11月,丘吉尔利用伦敦市长举办的宴会发表讲演,向英国人民作出领土承诺:

我还要在此明确宣布一点,以免有任何地方会产生任何误解。我们决心保住我们自己的所有。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决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的清算破产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一任务,那就另请高明吧。[11]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帝国利益 

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划分,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及其历史观分英帝国时代和帝国解体后两个阶段,在不同阶段中汤因比的历史结论是不同的,但与同期英国的外交战略是一致的。

1.地缘政治 

英国人在与欧洲大陆长期交往的经验中知道,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是欧洲大陆政治大规模持久动荡和英国保持操控欧洲大陆均势天平的关键。1936年3月丘吉尔在议会下院讲演中说得直截了当: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是哪个国家想要称霸欧洲。问题并非是西班牙,还是法国君主政体,还是法兰西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与统治者或国家无关;而完全在于谁的力量最强大,谁是潜在的霸道暴君。因此,我们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亲法或者反德。如果形势逆转了,我们也会同样被说成是亲德或反法。我们遵循的是公共政策的法则,而非根据形势的偶然变化或在其他情绪以及诸如此类的因素支配下采取的权宜之计。[12]

1915年,当时只有26岁的汤因比进入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他还于1919年代表英国政府出席巴黎和会。此后,汤因比的仕途引人注目,以至阿道夫·希特勒于1936年授予汤因比帝国总理勋章[13]。1939年至1943年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1943年至1946年担任外交部研究司司长。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政府开始将对外意识形态宣传纳入外交战略的轨道。1934年11月,“英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立,负责推进英国的海外利益的“特别文化使命”。鉴于当时的身份及相应的工作任务,可以推测,汤因比此时从事如此巨大篇幅的《历史研究》的写作,若没有国家人力财力支持是难以——与马克思写作和出版《资本论》比较——完成和出版的,而要得到国家的支持,那就不可能不服务于英国外交的“特别文化使命”。

欧洲政策是英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部分。汤因比不会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先毁灭的是地缘政治破碎地带的中亚巴比伦;同样也正是地缘政治的对称型破碎特征才使欧洲大陆成了世界政治的火药桶,并使英国有了成功操纵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法则”。对此,他不直说,而是在《历史研究》第三卷中以意大利为例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势力均衡是一种政治动力系统,只要一个社会表现为许多相互独立的地方政权,它必然发挥作用。意大利社会与其他西方基督教社会的差异就在于它正是通过这种方式组成的社会。把意大利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事业是在某一个城邦的领导下完成的,无论是哪一个城邦都会极力确保自己的地方自决权力,这样对意大利世界局部权力的追求同时导致了意大利的众邦林立。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势力均衡法则就以一般的方式发挥作用,即按照政治权力的每一个衡量标准:领土、人口、财富,把众多城邦平均权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任何城邦如果企图把自身的权力提高到普遍存在的平均水平以上,立即就会成为一个受攻击的目标,必然受到来自整体内部其他所有城邦的压力。势力均衡法则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众多政权的中心压力最为强大,在边缘地带最为弱小。

汤因比最后一句话的前半句说出了欧洲大陆内部矛盾重重且不可调和的原因,后半句说出了英国能够操纵欧洲大陆的原因。他继续写道:

在中心地带,任何政权试图扩张它的势力立刻就会招致周围政权的猜忌和迅速回击,为了方圆不过几里的领土主权拼个你死我活。相比之下,在边缘地带,竞争就不会那样激烈,较小的努力就会确保有较大的效果。美国能够毫不费力地把它的势力从大西洋扩张到太平洋,俄国能够从波罗的海扩张到太平洋,然而法国和德国竭尽全力也不能完全占有阿尔萨斯和波兹南。[14]

尽管可以间接——大概是为了避嫌——读出,汤因比显然还是在这里把英国能够操纵欧洲的原因回避了。汤因比写《历史研究》第三卷书的时间是德国希特勒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这时,英国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是确保英国的世界帝国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长期保持大陆政治,尤其是欧洲大陆政治的破碎化。为此,汤因比在此时段的研究结论多集中于否定“大一统国家”,其目的是阻止希特勒将欧洲结成统一的板块,以确保英国得以控制欧洲大陆政治的“势力均衡原则”——这一点与丘吉尔同期的上述想法是一致的。汤因比说:

不同时代和地区的歌颂者看到的只是大一统国家风光无限的外表,实际情况远非如此。[15]

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一统国家的国民不仅欢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还相信大一统国家是不朽的。这种信念不仅在大一统国家显然已经濒临解体的边缘,甚至当它彻底覆灭之后,也依然挥之不去。这样,大一统国家制度以“幽灵”的方式借尸还魂,例如,希腊罗马世界的罗马帝国在西方基督教世界借尸还魂为神圣罗马帝国。实际上,大一统国家乃是“乱世”之后的一次复原过程。[16]

汤因比便以拿破仑为例说:

拿破仑的使命就是要为处于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心的城邦的次社会提供一个“次统一国家”。而统一国家的作用就是要为受到长期侵扰的社会提供安宁。受到不断变化的革命观念激发的统一国家在名称上就是一种矛盾,用长号来演奏催眠曲。不能够把“法国革命的观念”的作用设想成镇静剂,可以使意大利人、佛兰芒人、莱茵兰人和汉萨同盟者接受它们,从而服从于法兰西帝国缔造者的支配。恰恰相反,拿破仑法兰西革命的影响却带给了这些停滞不前的人们一种激励和震动。这一震动把人们从蛰伏状态中唤醒了,激励着他们起来推翻法兰西帝国,作为新生国家在现代西方世界中取得一席之地而迈出的第一步。因而拿破仑帝国带着它自己必然失败的普罗米修斯种子,不能为衰落世界发挥统一国家的作用,而这个衰落的世界在早已过去的辉煌时代曾经产生了佛罗伦萨、威尼斯、而鲁日和吕贝克这些杰出的城市。

拿破仑帝国无意中完成的实际任务是把中世纪舰队抛弃的已经搁浅的帆船牵引到西方生活竞赛的潮流中来,同时刺激那些无精打采的水手,使得他们更易于航海,即使拿破仑在城市国家范围(我们认为这个范围是他合适的活动领域)之外没有挑起民族国家——英国、俄罗斯和西班牙——间无法压制的敌对状态,法兰西的这种实际行动也将是短暂和不讨好的。[17]

这最后一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大一统国家乃是另一场“乱世”的开始,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人出生的结局是死亡,这是一个事实,但如果我们由此提出“生是死的原因”之类的命题,那就失去了意义。同一个问题,汤因比专揪着“大一统国家”的负面问题说,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至少也是不客观。

但对于英国造就的“大一统”印度和与英国无利害关系的“大一统”中国,汤因比的笔触则要欢快得多。关于印度,汤因比写道:

可以说明这一明显反差的统一国家一个是罗马帝国,它为希腊世界提供了本地的统一国家,另一个是大英帝国,它为印度文明提供了外来的统一国家。甚至在它不能以较好的效率来履行自己职能时,在它处于明显分裂时期,我们都可以收集到许多词句来说明,晚期罗马帝国的人民对它的制度是如何的爱戴和尊敬。也许其中最引人瞩目的颂词是公元400年时,亚历山大里亚的克劳狄安用拉丁六韵步诗写作的一段诗歌。

她比其他的征服者更知道夸耀

轻轻地,她的俘虏都被吸引到她的身旁;

是母亲而不是情人,她把所有的奴隶都变成了亲属

所有的国家都汇集到她的羽翼之下。

要不是她慈母般的统治,

公民权怎能遍布人间的大部分土地?

要证明大英帝国在许多方面拥有比罗马帝国更有善心、更仁慈的机构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要在印度的任何一个亚历山大里亚找到克劳狄安却是很困难的。[18]

在这里,汤因比以古托今,无非是说,欧洲国家中只有英国才有资格搞“大一统国家”。汤因比借用克劳狄安的诗婉转地赞扬英国建立的“大一统”印度,“她把所有的奴隶都变成了亲属”。事实上,英国为了长期统治,在将印度版图整合一统的同时,也将印度内部有目的地进行了“碎化”政策。自1939年始,英国将其直接统治下的印度(称英属印度)分为13个省,其中包括缅甸。而印度王公统治的土邦却被分为约600多个——这几乎是法国黎塞留肢解德国以保障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的手法的再版。据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供的材料介绍,“其中有15个可以认为是主要的土邦。最大的是海得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拉凡哥尔、巴罗达、瓜略尔、印多尔、柯钦、斋浦尔、佐德浦尔、比加尼尔、波保尔与巴的亚拉。跟着就是许多中等土邦,最后是几百个很小的地区,有些在地图上并不比针尖大。这些小土邦大多数是在加提雅瓦尔、西部印度与旁遮普”,这种土邦在英国严密监督下存在着,占整个印度面积的2/5。英王统治下的印度虽然是一个由英国统治的庞大殖民地帝国,可是,印度其实是分为英属印度和土邦印度两部分,造成了奇特的国中之国的现象。[19]马克思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20]如果我们读一下对英国殖民政府比较亲近的印度独立之父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21]和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及相关论述,就会发现汤因比并没有说出事实的真相。

中国历史更是一部典型的“大一统国家”范本,中国是上下五千年的世界历史中唯一保留且至今仍充满着活力的大国,尽管有“乱世”,但“治世”的历史要长得多[22],汤因比没有解释这样的例外,相反,几十年后,在与池田大作的对话中,他对大一统中国却赞美有加: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和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221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500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23]

汤因比在“大一统”问题上,怎么会有“双重标准”呢?这是由于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的大一统相比较于英国无大不利——这与日本更喜欢大陆中国分裂而不在乎欧洲大陆是否统一的道理一样。[24]为了掩饰其阻止欧洲统一的目的,汤因比摆出一副超然姿态:

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失败以后被迫收敛了企图征服欧洲大陆的野心,像荷兰一样,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击败了西班牙天主教的入侵。从那以后直到1914~1918年战争,始终奉行的是避免介入大陆事务的政策,毫无疑问,这项政策一直是英国外交政策基本的、永久的目标之一。[25]

汤因比这一反话正说的论述,说明了英国放弃直接介入欧洲大陆的历史原因,由此深入,也说明了保持欧洲破裂是英国得以不直接介入而又能主导欧洲大陆政治的关键。汤因比让英国人不要忘记:欧洲大陆无法征服,英国要想主导欧洲事务,就必须在地缘政治上尽力保持欧洲大陆的破碎性。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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