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汤因比的阴谋史学和英国的帝国梦——对中国的启示（8）

（四）爱的呓语

与《历史研究》一样，汤因比在与池田大作对话中仍不忘记曾让西方殖民主义屡试不爽的可让被压迫者主动缴枪的“关于爱的呓语”[127]。汤因比在《展望21世纪》书中以牧师的口吻说：

我相信人的正确的崇拜对象是“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的彼处”，宇宙的背后的某种“终极的精神之存在”。我还认为这种终极的存在就是爱。[128]

历史证明，通过战争圆满解决纠纷的事例几乎是没有的。所以也很少有通过战争长久解决问题的事例。[129]

在几个刺激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只有战争的代价最高，单从代价最高这一点看，战争也肯定是最不受欢迎的刺激物。

在最近的将来，我们会越来越有足够的军事以外的刺激。在迅速来临的下一个历史阶段，人类只为保卫自己的生存，就得全力以赴地进行斗争。我们要稳定世界经济、制止人口爆炸。同时，还需要恢复宗教的权力——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作为人类关心的主要事业都应如此。人类全力以赴要做的事情，多得难以应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再需要战争的，也一定没有时间去从事战争。[130]

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完全不顾战争起源于不平等的生产资料占有及不公平的产品分配制度的基本事实，将战争产生的原因归结于抽象的“人的本性”：

消灭战争一定是可能的。即使就一切人来说，不可能根除战争以外的暴力行为，而消灭战争也一定是可能的。丢掉五千年来的习惯，的确很困难。尽管如此，我想核武器的发明给我们带来了成功地消灭战争的可能性。

在战争这种制度的背后，存在着这样一种设想，就是认为交战国必有一方胜利，一方失败，而战胜国从胜利中所得的利益一定比付出的多。这种企图往往是隐藏在背后的。实际上，战争往往给胜利一方也带来破坏。至于核战争，可以明确地说，胜利的一方是不存在的，无论你付出多高的代价。这种推测将会打消各国发动战争的合理动机。

但在人的本性中，理性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我们违背理性而采取集体自杀的作法是完全有可能的。战争制度只要没有被新的制度即世界政府这种制度所代替，是不会杜绝的。[131]

那么，这个世界政府是谁的政府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一切人的政府。而解决其间生产资料不平等占有关系的方式是什么呢？汤因比给出的答案是“爱”。他在耗时近30年才完成的《历史研究》全书的结尾时说：

爱的问题是经常伴随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伦理社会问题，并且在今天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很显然，现在人类必须作为一个单一的家族，走上共同生活的道路。原子能被用作武器的今天，地理上的距离已被消灭。人类避免集体自杀的途径，除此以外，别无他法。何况从现代社会的发展动向来看，技术上各种成果所要求的形势，是把人类引向完全相反的方面。为此，爱的问题已成为十分紧迫的课题。[132]

读汤因比的历史书时，有时真不知是在读历史还是在读宗教。“爱”，这没有错，问题是在生活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历史条件下，怎么爱，与谁相爱，如何进行“婚前财产公证”，个人如此，国家亦然。比如在钓鱼岛主权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中国和日本之间怎么“爱”？在台湾没有和祖国大陆统一之前，中国和美国怎么“爱”？换言之，如果没有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不平等的分配和占有，如果没有世界强权对弱小国家主权的侵犯，又何来人类仇恨？汤因比回避了这些问题的实质，一味空谈“爱的问题已成了十分紧迫的课题”，这有多少意义呢？

汤因比的“学术研究”毕竟是为英国的外交战略服务的。英国外交以冷酷著名，因此，汤因比的“爱的呓语”只用于让对手国家主动缴械。历史上俄国是英国的最大对手，英帝国的解体就是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联手苏联共同挤压欧洲英法等国的结果，而扳回这次败局的重要方式就是利用美国击倒苏联，利用苏联拖垮美国。与17世纪英国牧师们在北美的“爱”的传教使北美的印第安人遭受了灭族之灾的后果一样，汤因比“爱”的传教则在20世纪末的苏联开花结果：它忽悠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1991年苏联解体。

如果我们比较汤因比的战争与和平的论述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它有着惊人的一致；如果再看一下苏联解体的结果，更会觉得“枪战”有时候还真不如“笔战”见效。

1987年戈尔巴乔夫发表《改革与新思维》，将汤因比在《对话》中表达的抽象的“爱”推入苏联的政治实践。他说：

我们确实关心为我们国内的进步创造正常的国际条件。但是，我们主张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军备竞赛的世界，主张建立没有核武器和没有暴力的世界，并不仅仅因为这是我们国内发展的理想条件。这是根据当代现实而产生的世界范围的客观需要。

可是，我们的新思维在发展。世界不但生活在核威胁的气氛中，而且还有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新的紧张状态没有得到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和紧张状态是由于科技革命和全球问题的激化而产生的。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任务，如果不能共同解决这些任务，人类的未来就成问题了。各国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休戚相关。而积存的武器，尤其是导弹核武器，使得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即使这场战争不是蓄意挑起的，而是由于技术上的差错或心理失常偶然产生的。这样一来，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就会成为牺牲品。

看来，大家都已同意这样的看法：在这场战争中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失败者，因为不会有谁能保全下来。这是对所有人的死亡威胁。[133]

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须知，正是战争的政治功能一向是它为自己辩护的理由，使它具有“合理的”意义。核战争是毫无意义的，反理智的。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世界文明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这甚至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战争，而是自杀。[134]

核武器当然会消灭人类文明，但核武器不能消灭，充其量也只是限制了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战争规模和范围。核武器的出现就是战争手段无限使用的结果，而戈尔巴乔夫将结果当做原因并因此放弃了参与竞争的物质手段，其结果必然陷入没有“批判武器”的“武器的批判”[135]，即只能用抽象的伦理解决现实问题，将政治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他说：

由此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以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几百年，乃至几千年形成的。它们成为一种几乎不可动摇的公理。现在它们失去了所有理智的依据。过去曾作为一种经典公式的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它应藏在图书馆里。在历史上第一次迫切需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136]

最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钻入汤因比的“生命的尊严才是普遍的绝对基准”[137]的普世陷阱，他宣布：

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138]

马克思说“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139]，“宗教是人民的鸦片”[140]。戈尔巴乔夫信了汤因比“爱”的宗教，结果与印第安人接受欧洲“和平主义”牧师们的说教放下武器后就被灭族的命运相似，与汤因比史学观一致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带给苏联的结果是在“新思维”提出5年后苏联解体及俄罗斯人民由此所经历的巨大痛苦！

但是，美国并未就此立地成佛。1998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干涉南联盟事务，发动科索沃战争，将东欧从俄国传统的势力范围剥离开来，21世纪伊始，又以“反恐”的名义挥师直捣阿富汗和伊拉克。以此隔断了俄国经营多年的南下印度洋的传统路线。

有意思的是，在对伊拉克开战前，美国用汤因比的说教，向伊达克人民发起“和平”攻势，在伊拉克领导集团自我销毁国防力量并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后，美国便长驱直入伊拉克，将主动放弃武装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处以绞刑。与此相反，同期的朝鲜不仅没有放弃武装，而且推出让汤因比最反感的原子弹，结果朝鲜反而避免了伊拉克式的厄运。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话加以总结：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141]

偌大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由于路线错了，拥有庞大的国防力量反倒没有安全。那么，戈尔巴乔夫错在哪呢？错就错在用善良的幻想代替严肃的政治，将政治问题当宗教问题处理；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那位海尔曼•克利盖的话说就是“把共产主义变成关于爱的呓语”；说这位“乡下牧师把争取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变成‘对那种共性的伟大精神的探求’”，“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某种充满爱而和利己主义相反的东西，并且把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归结为几个字：爱和恨，共产主义和利己主义。这正显示了他的怯懦”；“如果工人接受，就会使他们意志颓废”。[142] 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其内容近可追溯到汤因比，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可追溯到海尔曼•克利盖[143]。用这样的意识领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焉有不亡之理。

汤因比先生如果能活到21世纪，不知他对此会做何种解释。最大的可能是，他还会重复当年在印第安人被“灭族”问题上的强盗逻辑，即认为苏联解体和伊拉克被入侵是由于他们没有向西方释放足够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