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汤因比的阴谋史学和英国的帝国梦——对中国的启示（10）

（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肩负着“特别文化使命”

总之，汤因比的学术与其生涯显然是贯穿政治的，他成功地实践了丘吉尔的名言：“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是写历史”[157]。汤因比不仅在英国外交情报系统长期任职，而且还与英国“罗兹会社”有着密切关系。1891年，全球最大钻石巨头戴尔比斯集团创始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158]在罗斯柴尔德家族支持下，在英国创立的“罗兹会社”，会社确立的“崇高”目的是：

将大英帝国统治扩展至全世界；完善大英帝国向外扩张的体系，由英国国民对所有可资生存的地方进行殖民；将美利坚重新纳入大英帝国，统一整个帝国；在帝国议会实行殖地代表制度，将分散的帝国成员统一起来，从而奠定永无战争，符合人类福祉的世界。[159]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大学导师卡洛•奎格雷（CrrrollQuigley）教授1949年在所著的《盎格鲁——美利坚权势集团》一书中披露：罗兹会社的口号是：

通过宣传来统治世界。[160]

罗兹会社由三个同心圆圈子构成，内层核心圈由罗兹本人主导，成员皆为秉持永葆大英帝国理念的富豪精英，结成“罗兹秘密会社”（Rhodes Secret Group），1901年后被称为“米尔纳小组”(Milner Group)。第二层是“塞西尔小组”(Cecil Group)，由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主导的政治圈权势人物组成。第三层即最外圈由阿诺德•汤因比[161]和金融家安东•米尔纳 （Anton Milner）勋爵主导，成员为知识分子，称为“汤因比小组”。阿诺德•汤因比为罗兹会社确立的观念主要是：第一，英国历史代表着伟大的道德思想——思想自由的演变，最有利于英帝国的完整统一；第二，任何人最关心的应该是为国家服务的责任感和义务；第三，工薪阶层在英语社会中做社会服务工作，特别是教育工作是非常必要的。[162]这三个小组中，“汤因比小组”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塞西尔小组”施加政治影响，“米尔纳小组”提供财力支持。三圆同心，相辅相成，组成影响英帝国和世界命运的秘密组织。[163]

罗兹会社的核心成员皆通过严格选拔组成。入选成员被送进由罗兹会社的控制机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泰晤士报》《圆桌》杂志以及外交部或殖民办公室等进行历练。“这些人在学术界广泛占据要害位置，通过新闻媒体引导并影响舆论”[164]。罗兹会社在美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英帝国自治领、殖民地和前殖民地遍设分支。如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就是罗兹会社在美国的分支机构，其“首要目标是由英国以联邦的形式统一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最终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政府”，他们“不定期秘密集会，统一规划部署，从幕后对政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165]。

1920年7月“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在巴黎的一家饭店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大多是罗兹会社的成员”。1926年该研究所获英国皇家特许，取名“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166]。笔者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资料证明在巴黎参加和会的汤因比是否在组织上加入罗兹会社，但从汤因比叔父在罗兹会社中所起的作用、1936年希特勒接见汤因比[167]和1939年后汤因比担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交事务研究部主任的履历及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核心观点与罗兹会社的“汤因比小组”的理念惊人的一致等方面比较分析，“《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早年就进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168]的说法是非常可能的。

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去世，他不如丘吉尔有幸，丘吉尔看到了美国在朝鲜战争后的衰落，而汤恩比看到的则是美国衰落后在尼克松手中开始中兴。好在他的后生们不辱使命，终于在21世纪初，将美国送上国家衰落的快车道。

（四）汤因比的学术研究远离真理

一般说来，被压迫民族的历史观更接近真理。19世纪的德国是受英国资本压迫的国家。如果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和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的著作与阿诺德•汤因比的著作放在一起比较阅读，就会发现前者更接近真理，因而其论证也比较有力；后者在吓人的巨量资料和庞杂无序的知识掩饰下，让人看到的只是以英国外交利益划线因而不顾事实的虚伪，其论证只能是闪烁其词。这是因为前者是在为反抗英国压迫的德意志民族和全世界无产者呐喊，后者则是在为英国霸权张目。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169]同一个问题，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感受从而立场不同，其结论也就大相庭径。一般而言，被压迫者的学说容易接近真理。

比如对于拿破仑的评价，与汤因比不同，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拿破仑在欧洲政治家中是较早认清英国“自由贸易”虚伪本质的人。拿破仑曾说：“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170]李斯特肯定地说：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拿破仑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171]。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172]

关于不列颠在印度殖民统治造成的后果，与汤因比不同，马克思说：“印度失掉了他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的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173]

19世纪的德国与18世纪的法国一样，也在遭遇着英国资本的冲击和剥削，命运相同，感受及其学术结论也自然与汤因比不同。退一步来说，同为压迫者阶级，汤因比与其前辈，地缘政治学者哈·麦金德，甚至与其同辈，美国战略思想家沃尔特•李普曼相比，其眼光也有泥云之别。前者大而无当，以其浩如烟海的资料吓人，后者文章不长，其结论却常能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