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霞：理解长征精神必须坚持科学的历史观（2）

二、将对红军优秀品质的赞扬升华到对党领导人民军队的认同

在长征中，红军展现出令人惊叹的优秀品质，如顽强意志、钢铁纪律、团结奋斗和牺牲奉献等。然而，在有的人看来，这些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换言之，这些品质在其他军队中也存在，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为此，有人甚至提出在长征精神的宣传中要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多宣传所谓“普世价值”。那么，红军将士们所展现出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令人感动的团结友爱、钢铁般的纪律以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等，真的是这些人所谓的“普世价值”吗？不是。

“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对于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张学良曾这样说道：“那所谓的二万里长征，几万里长征，（红军士兵）被包围，没有吃的，那么苦哇，可是他（们）还在一块，被打散了，他（们）还回来。当然了，他（们）的领导是共产党啊……那是共产党成功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问问自己，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什么情况下都跟你走？如果换成我们，还不早就把兵都带没了？” （王海晨、杨晓虹：《张学良谈国民党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百年潮》2011年第4期）

加入红军的士兵，有些起初可能思想境界并没那么高，但是在党的教育下，他们明白了为什么要打仗，打仗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明白了自己正在做的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从而使自己的境界得以升华，甘愿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正义的事业。行军队伍中，也有个别行为不检点者，但是，在党领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严明军纪面前，战士们逐渐摆脱了那些不良行为。据长征亲历者苏力回忆，她因遗失了吃饭用的杯子，转而去拿庙里供案上的一只木碗应急用，这一行为受到班长的严厉批评，并罚蹲一天禁闭。（《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2页）也正因如此，红军与民众逐渐建立起融洽的军民关系，并越来越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一路上，党的领袖和红军各级指挥员承受了比普通士兵更大的压力，但他们始终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毛泽东除了生病的几个星期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和普通战士一样在步行。朱德多次把伤兵扶上自己的战马，自己却徒步前进。在生死关头，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更是吃苦在前、冲锋在前。贺龙率部过草地时，为了防止战士们误食有毒野草，红军里的党员干部成立试吃小组，先行品尝哪些野草可以吃，然后将结果通报各部队，不少党员干部为此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多战士回忆，打仗时是跟着指战员的背影往前冲的。

在其他一些军队里，有时在某种条件下可能也会呈现出诸如团结、忠诚以及牺牲等类似的品质。但是我们要看到，即使表面上相似的事物，其本质上也可能会存在差异。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队伍，摆脱了狭隘的眼界、自由散漫的作风和旧式军队的习气，脱胎换骨，获得了新的生命。在这支队伍中，战士之间的相互扶持，不再是江湖团体的忠义道德，而是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基础上的空前团结；战士们的冲锋在前，不再是“重赏之下”的“勇夫”行为，也不是为名图利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为民族解放这一共同的伟业激荡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战士们大无畏的壮举和牺牲，不是去充当无谓的“炮灰”，而是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一座精神丰碑。而广大共产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率先垂范，更是造就了红军的强大凝聚力，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对此，斯诺谈道：“一位外国武官曾经说，单单是一件事情就可以说明红军同拥有极大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能力了。这就是红军军官习惯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向前冲！’”（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9页）

正是因为有了党灌注的先进思想、崇高理想和铁的纪律，红军才始终保持了统一的意志、坚强的团结、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有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在这样一支为真理而战、为人民而战、官兵同甘共苦的队伍里，人们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即使环境再恶劣、条件再艰苦、任务再艰巨，战士们也能斗志昂扬，满怀信心，无往而不胜。

党的领导是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强军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扭住政治建军不放松，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永远做红军的传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努力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部队”。这就是对长征精神最有力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