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哲学的困境与中国哲学的前景（2）

2.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暂时困境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会出现哲学被冷落的情况呢？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辉煌景象至今仍为人们称道。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经济转型使然。当市场需要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哲学必然处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市场经济的需要、个人的需要这三者之间产生的巨大裂痕的夹缝之中。哲学正在夹缝中苦苦奋斗。

从国家需要来说，社会主义中国不仅需要物质财富，物质不能贫困；同样需要精神财富，精神也不能贫困。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需要发展哲学。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能否持续发展的精神动力。一个没有哲学思维的民族，很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有远见的民族和国家的领导人，一定会重视哲学。

毛泽东同志是非常重视哲学的，他自己就是一个伟大哲学家。习近平总书记同样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历数的中外文化名人中，不少就是哲学大家。他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的讲话中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应该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哲学智慧。随着封建君主制的结束，儒家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已不复存在，但其中包含的丰富的道德伦理和治国理政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继承儒学中的优秀文化，但不会延续儒家道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心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中外优秀哲学智慧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可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与国家的需要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市场经济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解决商品短缺和匮乏具有重大作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要建立市场经济，这是生产社会化的历史必然。中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发展经济仍然是第一要务。市场经济下财富的积累，有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投入，从而有助于哲学的发展。但是市场经济就其本身的主导作用来说，一定会把那些能直接为资本获得最高效益的学科推到前台，而把不能直接为市场需要的学科往后挤。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集体资本都是一样的。对“无一技之长”的哲学来说，要在受市场支配的各个行业中找到充分就业的位置，很难。在市场需要的指挥棒下，高校各个不同学科冷热排名的洗牌是难以阻挡的。企业要获得最大效益，当然急需为获得最大效益服务的学科的毕业生。资本对科技的需要，或者对财会人员的需要，对法律的需要，对经济、金融、管理、投资、证券等各种专业人才的需要，肯定要比对一个亚里士多德式人才的需要更为迫切、更为现实。这无关企业家的个人爱好。一个企业家，其个人可以非常喜欢诗歌、喜欢文学、喜欢哲学，这是他个人的爱好，但资本的本性并不喜欢文学、诗歌、哲学，而是喜爱利润，除非文化产品能转变为文化商品，能为资本带来巨大的利润。对市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资本的本性，而不是作为资本人格化的个人的嗜好。任由资本选择，把并非市场急需的学科或人才往后挤，这是资本运作的铁的规律。

个人的需要与市场经济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又不完全相同，它既有个人兴趣和爱好的问题，又有谋生的问题。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专业的选择会受市场经济影响，甚至会受市场需要的支配。对许多学生包括考生家长来说，个人需要的标准，往往是最好的学科就是能在市场上找到最好岗位的学科，而最好的岗位就是工资最高、待遇最好的岗位，这是个人生活的现实需要。这种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专业选择，往往会压制个人的兴趣和爱好。一切为生活而奋斗、为工资而奋斗，对人文学科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这也就是黑格尔说的，人们太重视尘世的利益，而对精神活动的价值越来越疏远。

这三种需要，即国家民族需要、市场需要、个人需要存在的矛盾形成一个夹缝，哲学就处在这个矛盾的夹缝之中。往往是市场的需要和受市场影响下个人就业的需要，压倒许多人对哲学的爱好、对精神的需求，压倒个人的兴趣和可发掘的哲学潜在才能。与哲学谈谈“恋爱”可以，要与哲学“结婚”，终身以哲学为业、过清寒的生活，没有费尔巴哈那种绝对的爱好和价值理想追求，是很难做到的。

国家和民族的需要，代表的是民族的整体发展的需要；市场的需要，是企业经济效益的需要；而个人的需要，是满足个人现实生活的需求。按道理说，在这三种需要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国家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它的需要是全面的。既要考虑经济发展，又要考虑人民的整体的人文和道德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的就是家国情怀，是国家、集体、个人的统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目光是长远的，它要考虑到民族的发展和前途，考虑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考虑到全体中国人的人文素质提升和中华文明的发展。

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一个贫困而有卓越成就的哲学家对民族精神的贡献，是任何一个亿万富翁、任何达官贵人都无法相比的。人们至今仍然记得古希腊罗马的那些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记得中国的孔孟老庄。庄子穷得借米下锅，孔子靠收学生的十条腊肉学费为生，但他们对民族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是民族精神的塑造者，是民族永远的骄傲。

市场中企业的需要是追求现实的经济效益，是近期的；个人的需要往往是当下生活改善，是短视的。一个真正对哲学具有高度爱好和兴趣的人，不应该仅仅为了高工资而牺牲自己的爱好。真正在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他们不会屈从世俗鄙视的目光，也不会只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而更重视自己的兴趣、爱好和才能，重视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对专业的选择应该重视理想和信仰追求。前面提到的费尔巴哈不顾父亲的反对选择哲学，终于成为对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哲学家。马克思的父亲也是律师，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读的都是法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学法律当然比学哲学吃香。马克思虽然读法律，但他对哲学可以说是痴迷。他在波恩大学钻研康德、费希特，后来转向黑格尔，如醉如痴，几近疯狂。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倾诉了对哲学的“钟情”——“没有哲学，我就不能前进”。转到柏林大学后，更是如此。马克思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成为千年伟人。如果像费尔巴哈和马克思这样的天才人物，屈从世俗观念，追求所谓体面生活，也许多了一个后世不知其名的费尔巴哈律师，少了一个在哲学史上重新恢复唯物主义权威的伟大哲学家；多了一个子承父业的马克思律师，少了一个新哲学创造者。

资本主义发展史证明，物质欲望的膨胀和对消费的无限追求，可以使一些有才能的人由于屈从物质生活而牺牲自己的哲学才能。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也难完全避免，但有志气的青年应该具有更远大的眼光。笔者总是劝自己的学生认真读读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这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选择职业有指导意义。马克思说，“选择一种使我们最有尊严的职业，选择一种建立在我们深信其正确的思想上的职业；选择一种能给我们提供广阔场所来为人类进行活动、接近这个共同目标即完美境地的职业。”“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哲学需要有孔颜乐处的精神。哲学家个人的清苦和贫困顶多是个人的不幸，而如果一个民族的哲学贫困，则是整个民族的不幸。我们至今仍然对中华民族历史上众多哲学家怀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原因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