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达：哲学的困境与中国哲学的前景（3）

3.精神家园的重建与中国哲学的前景

哲学在社会地位上陷入困境，导致昔日皇冠上的明珠，现在变为某些人眼中的沙石。是不是中国经济越发展，越不需要哲学呢，哲学系学生越来越没有前途呢？事情恰恰相反。

中国市场经济越发达，物质财富越来越多，越需要关注精神的需求。市场可以解决商品短缺、物资匮乏问题，但不能解决精神贫乏问题。有钱，可以从市场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尤其是现在的电子商务，你可以买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国的东西，可是我们不可能从市场上购买精神。

人是需要有点精神的。人的精神需要有个安放之处。在西方，经济社会越发展，灵与肉的矛盾也越来越严重。肉体的需要可以在市场上得到满足。把肉体交给市场，尽情消费、享受；把心灵的需要交给上帝，交给教堂，在上帝面前虔诚忏悔。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我们的精神同样需要有个安放之处。宋代朱熹在《答张敬夫书》中提出安身立命问题：“而今而后，乃知浩浩大化之中，自家自有个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觉处，所以立大本行达道之枢要，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乃在于此。”科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市场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西方，只有求助于宗教。在西方，宗教确实起着安抚精神的作用。但我们不能走这条路。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丰富了，但上教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进寺庙烧香拜佛的人越来越多了，口诵南无，手捻串珠的人不少见。当然，信教是个人的自由，一个真正有宗教信仰、注重道德修养、一心向善的信众是受人敬重的。但我们从这种现象中窥视到的不仅是宗教信仰问题，而是当代中国一些人正在寻找精神安顿之处。等而下之的是信大师、信大仙、信风水，甚至信来世、信天象，都折射出灵魂的某种强烈需求。不过这不是精致的需求，而是粗陋、低俗、功利性的精神满足。在微信群里转来转去的各种心灵鸡汤，良莠不齐，不少是群发性的精神的恐慌和缺失的表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能以宗教作为安身立命之学，同样不能把儒学变为儒教，但必须重建以人文文化为核心的精神家园。

当前我们面对的是社会道德某种程度的滑坡和价值观念的混乱与信仰的丧失。说到底，这就是精神家园受到破坏，一些人精神缺少坚如磐石的安放之处。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精神危机是最严重的危机，也是最危险的危机。社会道德滑坡、价值观念颠倒影响的可以是整整一代人，而受影响的一代，又会成为影响下一代人的思想土壤。如果代代相继，这个民族的素质就会恶化。滑坡，这个词很形象，也很贴切，就像从山上往下滚的石头，不采取有效措施，它不会自动停止。党中央已充分认识到这个危害的严重性，并正在采取措施扭转这种现象。

笔者坚定相信，在市场就业导向下，哲学可以由热变冷；但随着人们的精神家园的重建，随着过度消费引发的精神饥渴症的发作，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作为思维方式的需要，一定会由冷变热。经济越发展，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精神压舱石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最需要哲学的时代，但我们并不自觉。当代信仰的缺失、理想的动摇、道德的错位、价值观的颠倒是社会经济转型期的某种并发症，是前进中的倒退。我们生活在真正需要哲学的时代，偏偏由于种种原因哲学专业被冷落。

对于这种现象，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笔者经常进行自我追问：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否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笔者认为，哲学各学科片面专业化和自我封闭，哲学人才的知识结构单一化，哲学研究的自我娱乐化，都是我们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

在中外哲学史上，有名的哲学家并不是专业哲学家，更不是学院派的哲学家。孔孟老庄、二程陆王、黄宗羲、王夫之，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等等，都是或向当权者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或为高官、改革家、革命家。王阳明上马能平叛戡乱，下马能从政为文，贬谪能沉思悟道。古代哲学家都是文史兼通、能言能行，对社会、政治、人情、世情、国情有深切理解，有理想有抱负。而不是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老死书斋的所谓专业哲学家。哲学成为专业，在中国始自1912年北京大学的“哲学门”。有了哲学系以后，哲学才开始成为专业。

在西方同样是如此。哲学专门人才的出现是伴随近代教育世俗化而来的。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是自然哲学家，对自然科学有贡献；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关注城邦的政治和公共生活；中世纪主要是神学，神学院培养的是神学家，哲学是神学的婢女，是为神学服务的。18世纪以后出现的一些大哲学家，洛克、休谟、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都不是教会或大学哲学系培养的，他们都具有精深的科学素养，与自然科学群体联系反而紧密。德国古典哲学家包括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费尔巴哈都出自大学，但他们不单纯是学院派哲学家，他们都从哲学角度关注德国的社会现实或重大的哲学问题，他们的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被称之为德国政治变革的先导。自19世纪以后，西方哲学家变为专业化、职业化和学院派的哲学家。与前辈相比，真正从大学哲学系出来的哲学大家极其罕见。问题并不在于哲学成为哲学系科和培养专门哲学人才，而在于哲学家自己如果一旦成为只关注书本而脱离社会，对自己所处时代的问题，无论是现实问题，抑或重大哲学问题冷漠，而热衷于从头脑中构建体系的哲学家，这种哲学家终究会成为时代的弃儿。

我们大学的哲学系不应该培养学院派哲学家。我们的哲学老师，我们哲学系的学生，无论是大学生，还是硕士博士，都应该关注社会、关注现实、关注生活，不能只关注书本，应该有从现实中捕捉哲学问题的本领，而不能从书本的字里行间中寻找微言大义，从概念到概念构筑所谓哲学新体系。这是在沙滩上搞建筑，不管乍看起来多么雄伟，几脚就可以踹倒。

当代中国，哲学系已经是一个哲学大家族。20世纪50年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一枝独秀，而现在是包括八个二级学科的一级学科。这个变化是哲学学科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容易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各个二级科学筑垒自守、彼此隔绝。如何在发展各个二级学科的同时，使各个二级学科研究形成一股合力，推动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各个二级学科中的指导作用，也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的哲学院系的各个二级学科，如果拒绝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作用，就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哲学院。这种哲学院与西方哲学系有何区别？如果我们的哲学研究缺少创造性思维，没有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的推动力，即使能炮制一些不具有任何现实价值或理论价值的论文，或者构建一个从概念到概念的哲学体系，最多只能在同行圈子里相互欣赏，走不出书房，走不出朋友圈子，作用极其有限。这种哲学研究由于缺少创造性，像尼采说的，是“从瓶子里倒水”，从“一个瓶子”里倒到“另一个瓶子”里。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具创造性的哲学。因为它立足生活，面对社会问题。它不是倒水，不是把一个瓶子里的水倒到自己的瓶子里，而是从生活中，从科学发展、从社会发展和社会科学成就中提炼出新的问题。它是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书本为导向。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人类向何处去，无产阶级和人类如何获得解放，如何才能实现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些问题出发，来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他的其他哲学著作，都是立足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来思考哲学问题。哲学的创造性当然有继承性，但不是从瓶子里倒水的那种继承性。毛泽东同志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完全不同于从瓶子里倒水。倒水，仍然是水；而结合，是创造性发展。

哲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在中国都有发展空间和光明的前景。制定方针政策需要，各级干部需要，通识教育需要。尤其是面对全体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能缺少哲学。有人说，作为思想政治课的哲学不是哲学，而是洗脑学。洗脑很难听，因为洗脑通常理解为思想和精神控制。但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思想政治理论课就包括“洗脑”，它“清洗”的是学生头脑中的错误思想。西方教育不洗脑吗，不是宣传他们的爱国主义吗？不是以各种方式宣传西方价值观吗？不是通过学校和各种舆论手段天天在进行洗脑吗？为什么我们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我们的青年人就被贬为洗脑呢？就被视为反对学术自由、反对独立思考呢？脑是要洗的，以免沾满污垢。问题是用来洗脑的水是清水还是脏水，是真理还是谎言，是科学还是偏见，使人们精神向上还是往下坠落。我们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这是有关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的大问题。我们不怕西方说三道四，也不怕国内有人附和。我们的哲学要发挥哲学的特长，用科学世界观和思维方法来武装我们学生们的头脑。

当年毛泽东同志说，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武器。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不是不要课堂，不要书本，而是不要走学院派的道路。正如文学要走出象牙之塔一样，哲学也应该从神圣的哲学殿堂里走出来。心中有人民，心中有国家，以问题为导向，真正进行创造性的哲学研究，把研究成果变为民族的宝贵财富和培养与提高全民人文素质的现实哲学智慧，这是一条宽阔的无限向前延伸的哲学之路。13亿人口的中国，真正的哲学人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哲学在社会主义中国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