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商从政：最牛商人吕不韦、桑弘羊之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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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看中子楚“奇货可居”之后，开始运作这桩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政治生意”。他迅速获得了子楚的信任，他的经营思路很简单：协助子楚返回秦国，争夺秦国的王位。子楚则承诺，成功后对半分成：“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在这一过程中，吕不韦作为天使投资者，承担了子楚的所有运作经费及生活费用。甚至，根据司马迁的描述，吕不韦还将已经有了身孕的姬妾送给子楚，生下一子，取名为“政”，据说这就是日后的秦始皇嬴政。

两人的生意进展顺利，子楚迅速完成了人质回国、重回体制、立为太子、即位为王的IPO全过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庄襄王即位三年后去世，太子嬴政——按司马迁说法就是吕不韦的亲生子，即位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家僮万人。至此，吕氏完成了第二轮IPO，“立国”生意达到顶峰。

与吕不韦主动贴近政治、要做“立国”生意不同，桑弘羊的从政则是别无选择的“童子功”：作为商人之子，他在13岁的时候，因心算能力，而被选入政府担任“侍中”，成为日后汉武帝的亲近之人。史料没有过多谈及桑家的境况，但毫无疑问，“商人”与其说是桑弘羊的职业，不如说是他的家庭背景。从13岁进入体制，直到73岁被杀，60年来桑弘羊实际上一直都在体制内，并没有当过一天的“商人”，依靠对官俸及赏赐收入进行有效经营而致富，他在晚年的自述中曾说：“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俭节以居之。俸禄赏赐，一一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盐铁论·贫富》）

桑弘羊能进入体制，最初就是因为其心算能力（“心计”），其后能飞黄腾达，则是因为其在经济管理（“言利”）方面的才华。从30多岁与山东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冶铁商孔仅一起，被汉武帝任用参与经济改革开始，桑弘羊在体制中的地位不断攀升，从最初的“侍中”，到“大农丞”“治粟都尉”“左庶长”“御史大夫”，到最后的托孤大臣，权倾朝野、位极人臣，成为商人（或商人子弟）从政的典范，与吕不韦的确堪有一比。

汉武帝的不朽武功，与桑弘羊为其操盘运作的经济改革密不可分。

汉初国力衰微，面对来自匈奴的千年威胁，只能忍气吞声、韬光养晦，但匈奴问题不解决，国防危机终归难以缓解，中华帝国终归将生活在不确定的恐惧之中。到汉武帝即位之后，“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经济积累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史称“文景之治”，解决国防困境也就自然摆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汉武帝一改先人韬光养晦的做法，主动出击，但战争的消耗巨大，光靠国库老本并非长久之计，“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而此时，数十年安居乐业也造成民间的拜金主义，以及对国家大事的漠然，“富商大贾或蹛财役贫，转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史记·平准书》）。

正是在此背景下，桑弘羊所参与的汉武帝经济改革出台了。这场改革的诸多举措，其核心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国进民退”，或者确切地说“国进商退”，与此前“文景之治”藏富于民、休养生息不同，这场改革则要求发挥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决心性作用，加强财政汲取能力，并且毫不忌讳对商人阶层进行打压、剥夺。

桑弘羊等人的改革措施，主要是：

推行盐铁酒专卖。盐铁专卖是早在管仲时期就大力推动的，在汉武帝改革中，盐铁专卖最初由孔仅、东郭咸阳主导，下派负责各地具体运作的多是商人，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寻租及质量问题。在桑弘羊接手之后，以官易商，大力整顿，推行统购统销，成效显著。桑弘羊后来总结认为：“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

推行均输、平准。所谓“均输”，就是各地上交中央的贡品，不必非要到处采购贡品——因为中央所摊派的贡品，未必各地都有出产。而是按照贡品在当地的市价，另折合成当地出产的产品缴纳，而后由“均输官”（后多由“盐铁官”兼任）统一调运、出售获利。所谓“平准”，则是国家通过对大宗商品的储备进行调整，从而对这些商品的价格进行调控，防止物价过低或者过高。

进行币值改革。将各郡国铸钱的权力统一收归中央，统一管理铸币原料，统一货币质量标准，大大提升了货币的公信力，稳定了币值及物价。

实行算缗、告缗。所谓“算缗”，就是凡工商业者必须缴纳财产税，每二缗抽取一算（10%），小工商业者可以减半抽税。而所谓“告缗”，则是对不如实呈报财产的人，鼓励告发，告发属实的，被告发者财产充公，而告发者则可获得财产的一半作为奖赏。

这几项政策，大大地加强了汉武帝时期的政府财政收入，得以应对数额惊人的国防开支及其他开支。毫无疑问，在这些措施的背后，桑弘羊等人的商人背景令他们能更为清晰地看到问题的症结，抓住财富的七寸。历史证明，中国历朝经济改革，虽然都是在政府干预经济上大做文章，但是成效却多有不同。凡是改革者有着经商阅历的，比如管仲、桑弘羊，改革本身似乎更接近其目标；反之，过程中的变形走样就多，改革成效折扣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