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2）

二、德法合治，历史瑰宝

在绵延近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政治文化。德治、法治的思想和实践贯穿中国历朝历代，德法合治实则是中华政治文明的瑰宝，是中国古代王朝兴衰更替的基因密码。早在两千多年前，周公就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主张“化性起伪”“隆礼重法”。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主张治国要“大德而小刑”。到了唐代，人们更是提出“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一方面推行德治，通过“贞观修礼”建立一整套道德体系；一方面推行法治，制定严密的法典——《唐律》。宋元明清时期基本延续了德法合治的传统。通观我国古代历史，法治和德治运用得当的时期，大多能出现较好的治理和发展局面。如汉唐时期的盛世，正是礼法并举、德法合治的时期。反之，单纯德治如周代，最终导致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而单纯法治如秦代，则最终导致二世而亡。域外经验也是如此。历史证明，凡是既注重法治又注重德治的国家，治理效果都比较好；单纯靠法治或德治，都难以把国家治理好。

三、德法结合，相辅相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执政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条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执政基本方式落实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要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根本的是对其蕴含的道德价值的认同；人们对法律的遵守，很重要的是源于思想觉悟的提升。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就是要发挥道德对人良知的教化作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为法治创造良好人文环境。一方面，要在道德体系中体现法治要求。守法是人类最美好的品德。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道德是更高层次的法律，道德对法治具有滋养作用。另一方面，在道德教育中要突出法治内涵，特别要针对我国人情积习厚重、规则意识淡薄的情况，注重培养人们的法治信仰、法治观念、规则意识，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全社会都讲法治、守法治的文化环境，注重在文化传承中涵养法治精神。

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保障实现善有善报、恩将德报。立法与法律实践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始终，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人类法治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是，法律本于人情，各国无不把基本道德、重要公序良俗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法律。立法脱离了人之常情，背离了公平正义，失掉了道德之善，所立之法便难以成为良法。恶法的实施则贻害无穷。文明执法、公正司法本身就是对道德的捍卫。司法不公，既是对法律的亵渎，也是对恶行的纵容、对美德的贬损。执法、司法如果失掉了惩恶扬善的功能，其本身就会成为罪恶的根源。守法是一种善，违法是严重的失德。良好的法律得到普遍的实施才能实现良法善治。

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对缺少道德自觉的人，对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行为、激起公愤的缺德现象，单靠道德教育、叩问良心已经不够，必须运用法治手段进行治理。唐初之所以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盛世，成功经验即在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严重失德问题，做到了“道之以德”“齐之以刑”，“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当下如诚信缺失、电信诈骗、假冒伪劣等问题，都应用法治手段予以惩治。

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经典名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法律要发挥作用，首先全社会要信仰法律，这是法治国家的精神要素。道德要发挥作用，必须提升全社会的道德素养，这是以德治国的文化基础。法治精神的核心是权利义务相统一，道德素养的基础是爱国守法。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公民道德素养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法治进程，培育法治意识和道德自觉是实现德法结合的基础工程。

要发挥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关键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善政根本上靠为政之人。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对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和道德氛围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既应该做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也应该做道德建设的积极倡导者、示范者。中国古代有“以吏为师”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既要有“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也要有“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的君子之范。抓住这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德法结合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