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民法总则》的时代意义（2）

《民法总则》的颁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民事立法体系化进程

《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纲。纲举目张。整个民商事立法都应当在民法总则的统辖下具体展开。由于《民法总则》是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确立的规则，是民法典中最基础、最通用，同时也是最抽象的部分，所以它可以普遍适用于各个民商事单行法律。《民法总则》的制定将极大地推进民事立法的系统化过程。法典化就是体系化，《民法总则》的制定将使整个民事立法体系更加和谐，更富有内在的一致性。长期以来，由于没有民法典，我国民事立法缺乏体系性，不利于充分发挥民法在调整社会生活、保障司法公正等方面的功能。《民法总则》确立了普遍适用于各个民事法律制度和规则的基本原则，消除了各个法律相互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这就使民事立法体系更加和谐一致。

《民法总则》的颁行有效协调了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我国实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民法与商法都是规范、调整市场经济交易活动的法律规则，在性质和特点等方面并无根本差异，两者实际上都具有共同的调整手段和价值取向，都以调整市场经济作为其根本使命。但《民法总则》应当是所有民商事法律关系的一般性规则，可以说是私法的基本法，因而可以有效地指导商事特别法。民商合一体例并不追求法典意义上的合一，其核心在于强调以《民法总则》统一适用于所有民商事关系，统辖商事特别法。一方面，通过《民法总则》的指导，使各商事特别法与民法典共同构成统一的民商法体系。《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典各组成部分及对商法规范的高度抽象，诸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等，均应无一例外地适用于商事活动。另一方面，《民法总则》与各个商事法律构成了有机的整体，二者之间是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出现商事纠纷后，首先应当适用商事特别法，如果无法适用商事特别法，则可以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则。

《民法总则》整合了司法解释中的大量规定，体现了强烈的实践性。针对民法规范的适用，司法机关曾颁行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对民事立法作出了细化性、补充性的规定，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制定过程中，通过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将比较成熟的司法解释的规则吸纳到法律中。例如，诉讼时效的效力、起算、中止、中断等规则，都大量吸收了司法解释的合理规则，并且也解决了司法解释与民事立法之间不协调的问题，消除了二者之间的矛盾，这将促进我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