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 黄益平：“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投资新格局

原编者按：APEC会议期间，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与相关各国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繁荣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我国主动应对全球形势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重大战略决策。此前，“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于2013年底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此背景下，中国近期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亦即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这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将开启全新格局。

中国推动大规模资本走出去，有何收益?在此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风险?政府、国企与民营企业应当各自承担怎样的角色?中国未来应当如何稳妥推进海外投资?为探究以上问题，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采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以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背景

CF40：中国将建设“一带一路”上升至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发起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有着怎样的国内国际背景?

张燕生：关于“一带一路”提出的背景，可以说源于邓小平的三句话。

首先是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和毛泽东同志论三个世界是一样的。同时，他指出30年前中国开放的重点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因为需要西方的技术、人才，这是30年前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开放战略。

当前，IMF和世界银行都预测2014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估计将超过美国，居全球第一，因此2014年将是“中国的世界”元年。而且，全球各机构都预测2014年中国将会首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ODI)超过外商对华投资(FDI)，因此2014年也是中国对外投资的元年。从2014年到2049年的新35年间，中国开放的战略是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也就是邓小平提出的统筹“三个开放”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沿线绝大部分是转型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中国开始构建新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培育引领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第二，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先形成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的大局，然后形成中西部开放开发的大局。“一带一路”实际上也是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选择，将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开放，是举全国之力沿“一带一路”推动贸易开放的一个新战略。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的时间序列的动态比较优势在中国体现在横截面上，即在同一个时点，东中西部差距很大。所以，当前统筹两个大局，实际上是解决中国的区域间发展差距问题，以实现新时期国内的城乡、区域间均衡性发展。

第三，邓小平在30年前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统筹改革、开放的全新战略，通过全球投资、全球配置资源，形成新的全球影响力。这其中涉及到美国试图用TPP使中国边缘化，中国则用TPP倒逼自己新时期的改革，因此开放和改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全方位的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中，都涉及到长期融资，可以看出，无论是亚洲开发银行还是世界银行，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构建的金融体系已经完全被西方控制。因此我们希望进行补充，因为市场需求很大，仅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亚洲开发银行就预测为8万亿美元，现有的开放性金融都是杯水车薪，而且他们不是以发展为主题。所以构建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都是为新时期新的战略格局变化提供长期融资工具，以促进实现这个大格局。

黄益平：最简单的背景就是中国从一个小国经济变成了一个大国经济。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微不足道，对世界市场没有显著的影响。但现在不一样了，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购买力平价估计的我国的经济规模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通常说的“中国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便宜”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同时，就像大象再也无法藏身大树之后，大国经济很难再如过去那样“韬光养晦”。比如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起码也是部分地得益于美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也都积极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但时过境迁，虽然美国口头上还是表示乐见中国经济崛起、愿意进一步推进美中经济合作，但是竞争甚至围堵的声音在增加。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中国需要走出去，这不仅仅是因为全球危机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提出了改革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其实也是中国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外部条件。“一带一路”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和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CF40：有观点认为，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并推进对外投资，其中一个原因是支持当前疲软的中国经济维持增长动力，您如何看待?

张燕生：首先，“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疲软”的看法不正确。考察过去3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使用索洛增长模型，把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为资源再配置产生的效率提升(即改革红利)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创新红利。过去35年中，每当改革动力、创新动力释放出来，这个时期的发展就是最好的。

过去35年，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加入WTO前，中国经济增速很快，因为，这期间中国的增长动力是靠创新和改革驱动。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在1993年，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进行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包括汇率、金融、贸易等方面。1994年前，汇率存在官方价格、调节价格、黑市价格三个价格，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大幅贬值至1994年1月1日的8.70人民币/美元，并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而后逐步实现了并轨。

在加入世贸组织前，普遍认为是“狼来了”，为了应对狼的冲击，中央政府跑步前进，调整了三千多项法律法规、政策，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应对，银行、农业、汽车等各行业都担心跑得慢被狼吃掉，积极应对开放可能带来的狼冲击。为什么入世以后生产率增长贡献却减弱了呢?因为入世以后人们发现狼不可怕，改革就停滞了，所以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反而在2002年以后是减弱的。因此，考察过去35年的发展，可以推断，未来新35年，也就是2014年到2049年，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鼓励创新驱动。

从工业的角度来看，能源工业在过去35年生产率贡献是负的，说明其增长主要靠投资，而不是靠生产率的增长，因为能源的市场化、开放程度是最低的，基础原材料也是这个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因为经过35年的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18岁了，18岁的市场机制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了，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未来政府主要作用是弥补市场失灵。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积累的对外金融资产达5万多亿美元，而对外直接投资只有5000多亿美元，而美国人所持有的东亚资产71%以上都是ODI。因此，中国下一步的战略任务是如何提升ODI占比。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是5000多亿，2020年估计能达到1.2万亿，在未来的25年内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即占比70%。

因此，过去35年都能看到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和开放。坚定不移地推动公平竞争条件下的创新驱动，这是支撑新增长动力最重要的源泉。所以说“一带一路”绝不是寻求新动力，而是在新时期推动为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和高标准改革，所进行的战略布局。

黄益平：“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性的大战略，虽然相应的在国内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或者投资品的输出必定会有益于经济增长，但过度解读它对挽救当前疲软的宏观经济局面的作用反而可能影响“一带一路”战略的最终成功。“一带一路”战略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丝绸之路和海上丝路的建设支持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加快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融合，形成新的长期增长的动力。这就意味着相关的投资必需大胆规划、谨慎推进，基础设施项目是否能够在短期内带动经济活动的繁荣，直接关系到这些投资能否得到回报，从而影响到“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概率。而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促进地区经济融合，不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需要政府间的合作，但更需要政府间的长期合作。如果过度关注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支持，很可能导致盲目、仓促上马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大大降低投资的效率以及长远的效果。

布局全球投资的收益

CF40：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表示，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增长近三倍。您认为这一增长速率是稳健还是较快?

张燕生：这个增长速率是比较快的。从过去35年中国“引进来”的情况来看，整个80年代主要引进的是港澳台企业，而西方发达国家对华投资主要是90年代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的事情，但西方投资很快就进入稳定期。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快，主要原因是高储蓄率的推动，通过把储蓄转化为投资，将这部分巨大的资本进行合理有效多元化地配置，确实能够支撑中国“走出去”。

“走出去”的动机有四种，在不同的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格局。一是市场，当我国的生产过剩以后，就需要在全球寻找市场。此时就会把一部分公司、营销渠道等扩展到国外去。二是资源，中国需要寻求资源的全球配置。三是成本，我们需要在要素成本低的国家重新构建竞争力。四是效率，中国要实现从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国家，离不开“走出去”。因为全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高端人才主要分布在美洲大三角地区。只有在该地区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人才中心、咨询中心，与世界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高端人才保持“零距离”的接触，才能获得最新的理念、概念和实践，才能对“引进来”进行大规模的管理和应用。

实际上“一带一路”沿线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从国内来讲是举全国之力，从全球来讲是全方位国际合作。举全国之力是综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发达城市和新疆、云南、宁夏等西部不发达城市的实力。而全方位合作是指不仅仅只有中国大陆企业“走出去”，还有与港澳台、美日欧之间的国际合作。

“三中全会”总结了三句话，一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体制角度提出了如何与国际高标准对接的问题;二是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方面是要求举全国之力“走出去”，另一方面提出了怎么统筹开放，哪些方面开放的问题;三是培育引领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从低成本的要素优势向技术、品质、品牌、服务和成本“五位一体”的综合竞争力优势转变。我觉得，下一步我国会在这些方面产生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