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

毛泽东和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交谈

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等人谈话时，评述了汉代几位皇帝。他认为广为史家赞誉的“文景二帝”实乃无名之辈，守旧之君，原因是跟在前人后面，“萧规曹随，偏于保守，没有创新。”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采取了中央集权、反击匈奴的措施，使得西汉王朝空前强盛，这充分展示了汉武帝敢于开拓进取的雄才大略，为我们华夏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和强盛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而在他之前的文景二帝，只知守成，“没有什么可称道的”。

毛泽东青年时代曾说过：吾人揽史时，恒赞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雄才大略的毛泽东，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革命的成功，更是敢于斗争，敢于开拓进龋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毅然从延安飞往重庆，应蒋介石之邀参加和平谈判。毛泽东明明知道这等于赴鸿门宴，而蒋介石却决不是当年的项羽，有所谓“妇人之仁”、“恻隐之心”；明明知道重庆军警遍地，特务横行，“杀人如草不闻声”，但他还是毅然去了。因为他知道他有全国人民的支持，有解放区强大的后盾，有雄心、有气魄、有胆量、有正气、也有智谋，才敢于闯龙潭、入虎穴，争取了主动权。真是敢打敢谈，挥洒自如，一个为了革命为了人民的大智大勇的形象，一下子就树立在全国人民面前。可以说，内战还未爆发，蒋介石的棋在开局时就已经注定输了。如果当年不去重庆，为毛泽东考虑自然是万全之策，不会像去重庆那样充满风险。不去，也完全有理由可说。但是对比一下，孰优孰劣，也就很清楚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光是指打仗，政治斗争同样如此。

1949年初，中共中央进入北京一个多月，国民党政府的谈判代表在北京提出所谓建立“南北朝”问题，要求“划江而治”，解放军不要过长江。对于这个提法，毛泽东根本不予理睬。“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表达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时作为“老大哥”的苏联方面派米高扬到北京来，也流露了这样的意向：“停止内战”，以长江为界与国民党南北分治，担心再打下去美国会卷入。他们的提议被毛泽东断然回绝了。敌人不投降，就要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一定要解放全中国，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毛泽东又阐述了他的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名言，举例说，我们攻打济南，已经进入青岛等地的美国第七舰队就没敢动。我们打天津，驻在塘沽的美国舰队没等我们打就逃跑了。请斯大林放心，如果他们和我们作战，我们会毫不客气地消灭他们。

事实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百万雄师过长江后，解放南方就如同秋风扫落叶，而美国佬并没有出头干预。然而，他们并不甘心，后来终于在朝鲜半岛领教了中国人民的厉害，领教了毛泽东的厉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战局逆转，10月1日美伪军不顾中国政府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妄图迅速并吞全朝鲜。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10月上旬多次日夜召开政治局会议，说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最后作出出兵朝鲜的决策。应该说，当时下决心出兵打这场战争，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来说并不是没有风险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困难很大。毛泽东说，“我们确有困难，一些同志不主张出兵，我是理解的。但我们是个大国，不打过去，见死不救，总不行呀！”在出兵前，苏联人很是悲观失望，对中国领导人说：“看来，金日成只有在中国的东北组织流亡政府了！”周恩来说：“我们的毛主席会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的，朝鲜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占了朝鲜，我们将永无宁日。看着美国人灭亡朝鲜，见死不救，这说不过去嘛！”据说，这句话传到斯大林那里，他感动得流了眼泪。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跨过鸭绿江，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950年10月19日至1951年6月，志愿军协同人民军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役，迫使敌人退到三八线以南，并接受了停战谈判。之后边打边谈，到1953年2月27日，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朝鲜半岛重新出现了和平。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充分证明毛泽东决策的无比正确，证明了毛泽东的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的气魄和胆量。如果换了一个偏于保守的领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很可能优柔寡断，贻误战机，让战火烧过鸭绿江再匆匆忙忙组织抵抗，即使胜利，那么东北不可避免将再次沦为战场，新中国所受的损失就不知要增加多少倍，朝鲜的独立和解放也就更加困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