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儒家之义（2）

　　义的主旨是敬长

儒家思想的最高范畴是仁，根基却是孝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爱不是兼爱、泛爱，而是差序之爱，即从血缘亲情之爱开始，逐渐延伸拓展开来，形成亲疏有别的仁爱关系，最终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会。义是从血缘关系推演出来的处理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其主旨是敬长。孟子指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贵贵、尊贤，既是义的主要内容，又是义的具体措施。贵贵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孟子用义来规范君臣关系，明确提出君臣有义的观点，这与孔子有着些微的差别。在孔子那里，君是臣服务的对象，臣是君的下属，上下等级关系比较分明，孟子则注重君臣关系的对等性，他敢于“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一方面，孟子与孔子一样，认为君臣有着不同的行为准则，要恪守其道。“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把尧舜看作君臣的楷模。“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意思是，君臣都效法尧、舜就足够了。不用舜服事尧的态度和方式服事君主，就是对君主不恭敬；不用尧统治百姓的态度和方式来统治百姓，就是残害百姓。另一方面，孟子指出，君主是君臣关系的主要方面，其行为具有引导、统率作用。“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为此，孟子强调，为官从政者要做大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纠正君主的错误。尊贤还蕴含着一个重要思想，即人的尊卑高下，不仅决定于等级地位和年龄大小，而且决定于人的智慧知识和品德境界，尊贤就是要尊敬那些有学问、有道德的贤人。无怪乎朱熹注释道：“贵贵、尊贤，皆事之宜者。然当时但知贵贵，而不知尊贤，故孟子曰其义一也。”

　　义的灵魂是适宜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范畴中，义的概念很有些特殊。如果从主体性与实践性区分，仁、礼、智、信等概念都有鲜明的主体性品格，规定了明确而具体的内容，仁是爱人，礼是礼仪、规矩，智是知识、智慧，信是言而有信、信守承诺。唯独义的概念，语义模糊，没有具体的主体性品格。“义者宜也”，不是对主体品格的规定，而是对主体行为品格的规定，带着明显的实践性特征。历代文人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看法，认为以宜释义过于宽泛，没有实质性内容，容易失去圣贤的本意，导致人们不重视主体人格的修炼。实际上，这正是义的生命力所在。义的最大理论价值就是妥善应对了经与权的矛盾，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任何伦理道德准则，都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内涵，属于经的范畴。普遍性是对社会各种伦理道德现象背后共性内容和规律的把握，绝对性则是要求人们在相同的伦理道德领域遵守同一的价值和准则。然而，普遍性并不是孤立的实体，而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绝对性也不可能没有例外，只是相对之中的绝对，由此引出了权的概念。一般而言，经是指伦理道德的主体品格，强调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强调坚守道德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权是道德价值的具体运用，可以灵活掌握、变通对待。权的变通并不能离开经的原则，而是更好地实践经的原则。《公羊传》云：“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这说明权者与变通，表面似乎与经的原则不一致，甚至违反了经的要求，实质上却是真正遵守了道德原则，完成了经的使命，达到了人性善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