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的时代意义（2）

民法总则为民法典分则各编的体系化、科学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民法总则表明我国民法典在编纂体例上采纳了潘德克吞编制体例。在潘德克吞编制体例下，民法总则是对民法典其他各分编进行“提取公因式”的结果。也就是说，民法总则是将民法典各分编中最常用的、一般性的法律原则、法律规范抽取出来，置于民法典之首。这种立法技术的优点是，一方面保持了民法体系和结构的明晰性，另一方面能够使民法典面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对抗“法律老化”的能力，在社会变迁中保持一定活力。但是，先总则后分则的编制体例也存在一些缺点，这就是在适用法律的时候时常需要把处于不同编章的条款进行组合。这实际上对法律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解、适用民法规范需要系统全面地掌握民法典的内容。

民法总则为民法典分则各编的制定确立了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并且设立了框架结构，民法典分则各编的编纂工作必须在民法总则的指导下展开。接下来，我们即将展开现行民事法律规范系统整合、修订完善工作。这一工作必须遵循民法总则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基本结构和基本概念，只有这样才能编纂出一部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符合我国国情和具体实际，体例科学、结构严谨、规范合理、内容协调一致的民法典。

民法总则的颁布表明我国已初步形成自己的民法思想体系

著名法学家萨维尼在回答法律源于哪里这个问题时认为，法律来自立法者的意志是一个误解，他认为“法律源于人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理应是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我国在20世纪初进行法治变革时，选择、移植了大陆法系中的德国民法模式，我国民法的概念、原则、制度和理论体系很多方面是向德国法学习的。但是，移植并非照抄照搬，我国民法的理论和实践对德国法那一套民法体系、概念进行了适应我国国情的修正，并根据我国的客观实际进行了创新发展，由此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事立法理论。前4次民法典编纂工作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其中固然存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但另外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是我国当时还没有形成自己成熟的民法思想体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民法学者经过持续的学术研究和理性思考，并从司法裁判工作中汲取经验，以我国现实民事问题为导向，在学习借鉴他人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民法思想体系。这为民法总则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提供了系统的智力支持。比如，民法总则中关于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的分类，尽管不少人提出不同观点，但这种分类是立足我国具体国情提出来的，虽然在学理上不能说是最好，但更贴近我国实际，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因此，民法总则的颁布也可以看作是我国民法思想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的标志。

我们甚至可以期待，借助民法总则制定这个契机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中华法律思想。法律的素材源自一个民族的历史，源自一个民族自身内在的特质。脱离本民族历史的民法不可能是一部有生命力的法典。我国民法总则所采取的以民事权利为轴心的结构体系，完全是中国式的，对大陆法系传统民法总则的编制方法作出了大胆的超越和革新，鲜明地反映了我国民法典对中国本土元素的高度重视。比如，民法总则对民法通则结构体系的继承和发展，充分展示了我国民法对自身历史的尊重。制定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特点的民法典，无疑有利于复兴中华法律思想，提高中华法律思想在当今时代和世界的影响力。当然，吸取中华法律思想精华也要遵循民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理念，不能任意而为。接下来，在修订民法典分则各编的立法过程中，我国自己的法律文化传统必然会成为立法者和参与民法典制定工作的相关单位和人员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既体现中华法律思想、又与民法基本原则相一致。随着民法典分则各编修订工作的顺利推进，我国一定能成功编纂出民法典，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