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做官与读书：白天做官，晚上读书 （3）

著书讲学，化民成俗

读书也是“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红楼梦》里薛宝钗就以自家是个读书人家，祖父爱藏书引以为傲。

不少古代官员仕宦一生，最终往往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

一些官员在著书作文方面勤勉笃毅，成为做官和作文两方面的典范。汉唐以来大小官员中，身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的就不少，文化人和政治家往往合为一身。特别是自魏文帝曹丕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后，诗文著述就成官场的显规则。古代官员大多能咏诗言志，赋词怡情，并将其融汇于从政实践中，涵养为一种以读书铺就为官之路、以为官提升品性的优良传统。唐宋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诗文集传世，南宋提刑官宋慈还撰写《洗冤集录》，成为中国法医学的里程碑之作。

有的在讲学布道方面不遗余力。如唐宋官员每到一地，都乐于收门生，建书院，讲学传经布道。宋代书院之发达，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明清继承这一传统，讲学之风更盛。如万历年间，以顾宪成为精神领袖的一些文官经常利用休假在无锡东林书院读书讲学，议论时政。顾宪成还为东林书院题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特别是甲午战后，官员们终于从虚骄梦中惊醒，士林争讲西学、官吏竞谈新法成为官场新常态。开读书会成为政务之余的新时尚，如长沙由谭嗣同、熊希龄发起南学会，联络全省官绅读书讲学，每七日集会演讲一次，听者数千人，“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

著书讲学，在一些官员们看来也是儒家赋予他们的社会责任，可正官风，倡士风，教民风，化民成俗，开悟民众。故而，在古代，读书往往会伴随官员们一生，这既是工作要求，更是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