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虎娃：延安整风时期干部的写笔记制度（3）

学习笔记的组织检查

写笔记既然是党的纪律，是一种制度安排，就不能流于形式，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需要有组织的检查和督促。在延安整风学习过程中，各单位基本形成“检查笔记为学习检查的中心”的理念，每次讨论会以前必须抽查笔记。

首先，检查形式切合实际，灵活多样。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革命根据地局部执政的革命政党，大多党员干部在繁重压力下的工作与生活往往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状态，统一检查极为不便，故绥德专署规定每两个月学习委员会的正副主任用“拜年”方式，挨户检查一次。而纪律严格、干部相对集中的八路军留守兵团直属机关学校，学习委员会决定其可随时调阅任何同志的笔记。晋西北的整风经验中则特别提到，“外出人员定期记笔记、日记送回来，由分委批阅回信”。此外，一些单位为了相互交换学习经验与促进写笔记的任务，搞了笔记公开展览，如1942年6月24日，延安市一级学委会在公安局礼堂举行第一期笔记展览，参观者在笔记的空白处互相留字批评（《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这些形式，既完成了斗争环境下的检查任务，又推进了学习的向前发展，本身就成为创造性的工作。

其次，检查内容标准从高，要求从严。相对于笔记检查形式的灵活多样，内容上的规定则是刚性的，不打折扣。1942年6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延安一个月学习运动的总结》。社论提出笔记检查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1）指定负责人轮流修改；（2）上级人员要看改下级同志的笔记，不能全看时，也要轮流抽看，并且帮他批改；（3）相互借看笔记；（4）传观最好的笔记；（5）上级人员看了下级同志的笔记后，必要时找他来个别谈话。这五个方面，既是笔记检查的基本环节，也是笔记检查的主要做法，其中包含着促进提高的目的，分工负责的领导方法，以及比较的方式。6月，中共中央总学委就抽阅延安高级干部的学习笔记、抽阅各系统的笔记作了分工，其中中央党校系统由毛泽东、彭真负责（《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负责检查学习笔记，进一步推进了制度的安排与落实，也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制度的刚性和原则性。

再次，笔记检查不讲面子、只讲纪律。在检查笔记的过程中，笔记检查者要记下写笔记的同志对问题了解的情形以及自己对笔记的批评和观感，是什么就是什么，应该怎样就怎样，不能标准多变，因人而异，以致丧失权威。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3年4月15日至5月10日整风总结中就明确提出：就林伯渠、谢觉哉等主要负责同志的学习情况来看，“对部分文件作了笔记，也有少数人未写笔记”。不讲情面，实事求是，对边区主要负责同志尚且如此，对广大党员干部的要求可想而知。

（作者：谭虎娃 单位：延安大学，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延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历史经验研究”〔14XDJ006〕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