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纪律合格方面，重点是增强组织纪律性，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严守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纪律是构成组织的一个基本要求，任何一个组织都要有纪律，任何一个组织成员都要守纪律。政党作为为实现政治目标而奋斗的政治组织，更加强调组织成员守纪律。纪律是建立在对个体自由和利益的让度、对集体利益的认可和维护基础上的，为组织让出多少自身利益，就能自觉地遵守多少组织纪律。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奉献出自己的一切，所以，共产党人最讲纪律。马克思最早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的命题。在1859年5月1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最早提出了“党的纪律是铁一般的纪律”的论断。1920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的讲话说：“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无产阶级所能集中的一切力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统一的力量都投到经济建设的和平任务上去，都投到恢复被破坏了的生产的任务上去。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如果没有这种纪律和组织，他们不仅不能支持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执行纪律合格作为合格党员的标准。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对党员的纪律处分作出了规定。党的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都是因为违反了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被开除出党的。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维护和执行纪律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是党的历史上最早设立的纪律检查机构。
尽管对党员的纪律要求是普遍的、一贯的，但历史地看，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尤其强调纪律。一是党处在生死存亡的严峻斗争时期，需要以严格的纪律巩固强大的战斗力，以严格的纪律争取人民的大力支持。大革命失败后，针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为保证八七会议决议的贯彻，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二号》，特别要求各地党组织要严格党的纪律，指出，“只有严厉的执行党的纪律才能挽救党的危机。”二是党在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初期。大家九死一生，受尽了苦难，容易产生革命胜利了可以放松一下的心理，认为胜利者有资格享受一下了，这时候就可能放松纪律要求。这时候强调纪律，主要是为了保持革命年代奋发进取的精神和作风，像毛主席所讲的，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成为“李自成第二”。三是党在领导人民经受挑战、爬坡过坎的历史关键时期。需要以严格的纪律来凝聚力量，应对挑战考验，实现“关键一跃”，完成历史使命。现在，我们党正处这样一种情况下。但从党自身建设的情况看，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党的领导的弱化、党的自身建设的缺失，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存在诸多问题，违反纪律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什么是“明火执仗”？就是在夜间公然持火照明，携带器仗，入室抢劫。习近平总书记讲，“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可以说，总书记对党内违反纪律的问题讲到极致了。这些情况说明，我们面临着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严峻挑战，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对于一个体量庞大的政党，对于一个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历史关键时期的国家，一旦失去纪律的护航，很容易发生“雪崩效应”，溃然倒塌，一发而不可收。这不是危言耸听。国民党在解放战争中的大溃败就是教训。作为党的一分子，必须要深刻认识到执行纪律合格的极端重要性，自觉做执行纪律的模范，共同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实硬。
在品德合格方面，重点是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力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共产党人价值观，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在中华民族文化里，品德被放在很高的位置。品德好的人，被称之为“君子”。据统计，在中国古典书籍中，“君子”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之一，《论语》中出现107次，《孟子》中出现82次，《易传》中出现84次。品德是做人做事做官的基础。《左传》里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不朽”，品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时写过一篇文章《多读书修政德》，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引用了《论语》中的一句话，“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易经》里讲“君子以厚德载物”。一个人品德有多厚，承载的社会责任就有多大。当德不配才、德不配位的时候，这个人就要出事。党员干部品德底线守住了，即使制度不完善，也不会出大问题。反之，如果品德出了问题，违法违纪就是迟早的事，一旦形成一种社会政治风气，亡国之日也就不远了。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古罗马曾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帝国。但随着物质财富如流水般源源不断地涌入罗马，官场和整个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那种英雄主义逐渐失去耀眼的光泽，随之而起的是奢侈浮华和挥霍无度的享乐奢靡。在奢侈的浴场里，贵族们荒淫无度，肆意放纵，炫耀财富。在豪华的宴会上，人们用羽毛刺激喉咙，将吃进胃里的食物吐出来然后继续吃喝，这被看作是令人羡慕的本领。夜幕降临后，男女共同狂欢的酒神祭祀活动，倾泻着赤裸裸的欲望。风气蜕变堕落，整个社会陷入末日疯狂，很快便轰然倒下。教训极为深刻。
现在，人们对“信仰危机”比较警惕，但对“道德危机”容易忽视。实际上，总结腐败分子的犯罪轨迹，无外两条，一是由政治腐败导致道德腐败，一是由道德腐败发展成政治腐败，起点不同，轨迹一致。历史反复证明，道德高尚才能政治坚定。我们看历史上投敌叛变分子，有多少是纯粹因为政见不同而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呢？日常生活中的腐化分子，生死关头就是叛徒！相对革命战争年代，和平建设时期直接投敌变节的相对少了，但因道德堕落而与党离心离德的人却不鲜见。根据中央纪委的报告，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有几十万的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法纪处理，他们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道德堕落。
党员干部的影响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力影响力，一个是非权力影响力。现在，群众对有的党员干部有意见，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是在人品官德上不被人信服。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所以，做合格党员，一定要把品德合格摆到基础性战略性的地位上，大力弘扬共产党人价值观，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思想观念，正确处理公与私、真与假、荣与辱、正与邪、亲与清等关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像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号召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发挥作用合格方面，重点是牢记党的根本宗旨，爱岗敬业、履职尽责，服务群众、奉献社会，敢担当、敢负责、敢作为，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中作表率、当先锋。
党员是什么？通俗地理解，党员是代表党在一定位置上影响和联系周围群众的组织员、宣传员、示范员。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应是时刻不忘记党员角色，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影响一方的模范人物。我们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共产党人的责任与普通群众的责任是不完全一样的，其特殊之处在于，共产党人的责任更大、要求付出更多。普通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可以选择避难的权利，在遇到利益矛盾时，可以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需要的时候，必须挺身而出；在遇到利益矛盾时，必须做到个人利益服从组织利益。这种以人民利益为根本的利益观、大局观在上甘岭战役中表现得特别突出。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开战第一天，敌军共发射30余万发炮弹、500枚重型炸弹，我两个营的兵力承受着每秒钟6发炮弹的轰击。597.9高地和537.7北山表面阵地工事大部被摧毁，山上的岩石变成粉末。四十五师崔建功师长连续七天七夜没离开作战室，上厕所都要人搀扶。前线官兵伤亡极大，有的连队成建制地失去作战能力。师作战科长在向军里报告伤亡情况时，痛哭失声。15军军长在电话里对崔建功师长说：“告诉机关的同志，十五军的人流血不流泪。谁也不许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打下去。为了全局，十五军打光了也在所不惜。国内像十五军这样的部队多得是，可上甘岭只有一个。”崔建功沙哑着嗓子回答：“一号，请你放心，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就是共产党人先锋模范作用的生动写照。
革命战争年代，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往往是以牺牲为代价的，和平建设时期，流血牺牲的机会少了，但无私奉献的考验一样严峻。云南省保山地委原书记杨善洲退休以后，主动放弃进省城安享晚年的机会，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造林，用20年的时间带领大家植树造林，建成面积5.6万亩、价值3亿元的林场，并将林场无偿捐赠给国家。1964年，杨善洲担任施甸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提出把他爱人转为城镇户口，他谢绝了。1978年，杨善洲已经是保山地委书记了，按照国家规定，他家除大女儿外，都符合进城的条件，他又一次拒绝了。他说：“身为领导干部，我应该带个好头。”“我是共产党员，哪能光想着自己？把自己的家庭搞得富丽堂皇，别人却还过着艰难日子，那么，我们常说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不是成了骗人的假话吗？”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中国的希望、脊梁，就是因为能够在国家民族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救国救民、强国富民的责任。做合格党员，就要牢记党的根本宗旨，无私奉献、担当作为，在促进改革发展稳定中作表率、当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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